|
“目前，不僅僅是《走遍中國》，整個央視都在面臨着一個新的困境和拐點。”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安興本在中央電視臺知名欄目《走遍中國》開播5週年研討會上說。
從前幾年《讀書時間》、《朋友》等欄目的停播，到2005年《華夏文明》、《地球上的故事》慘遭淘汰，再到2006年《電視你我他》的“紅牌罰下”，無一不反映出央視乃至中國電視界競爭的殘酷。
收視率成爲主導一切的“上帝之手”。在殘酷的末位淘汰制的體制之下，不僅僅是央視，許多地方臺的知識性電視節目也都紛紛落馬，而另外一方面，選秀類節目卻是遍地開花。從2004年的“超女”到如今的“快男”、“紅樓選秀”等，無一不呈現出一派勃勃生機。
中國的知識性電視節目應當如何尋求發展？越來越多的業內外人士開始就此思索。
從國家意識上進行整合
安興本認爲，目前中國許多的知識性節目提供給觀衆的都是些零碎的信息，而缺乏一種國家意識上的整合。“比如地理類的知識性節目在完成中國基本行政地理的拼接之後，應該站在一個國家人文歷史的高度上進行再一次的整合，才能真正把一箇中國人文地理的局部碎片拼接爲一個完整的中國。”
同時，在安興本看來，知識性節目的編導還應當具有與國家意識相適應的知識儲備。以《走遍中國》爲例，它是以地級市爲拍攝單位的，所以在拍攝的過程中常會遇到地方意識和國家意識的矛盾，作爲一個國家級電視臺的電視節目，應該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
至於如何進行國家意識上的再整合，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教授徐舫舟建議，可以通過在影像表現之後請專家來談影像背後的文化內涵，通過專家的交流整合瑣碎的影像素材，並且進行文化意義上的提升。“因爲有一些東西是影像表現不了的，包括感受、評價、文化深度等等。”徐舫舟說。
光講故事不新鮮了
除了意識上的改變，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教授張同道認爲，中國知識性節目還應該從傳播方式上進行改進。目前，許多中國的知識性節目都喜歡用設置懸念以及“講故事”的傳播方式。但張同道指出：“光講故事已經不新鮮了，核心在於怎麼講。”
在國外，“講故事”的傳播模式很早就成爲一種風尚，而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之後，各個媒體也都紛紛向着這個傳播模式靠攏。到今天，《探索發現》講故事，《發現之旅》講故事，《見證》也講故事。但張同道說，現在很多電視節目講故事的角度都大同小異，“如果不打上節目標誌，完全可能誤認爲是其他一檔同類節目。”
同時，張同道也指出，敘述方式也是電視節目在“講故事”的時候必須關注的一個方面。在過去，由於是單一方向的傳播方式，電視節目在敘述方式上很容易把觀衆當成是幼兒園的孩子，現在，由於傳播方式的革新，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從敘述角度上來看，張同道認爲還是“有點兒低”。知識性電視節目針對的主要是30歲以上高收入的男性，但許多節目在敘述的時候卻很喜歡用“然而一個天大的祕密出現了”之類的敘述方式。在張同道教授看來，這類的敘述方式顯得太過“大驚小怪”、“故弄玄虛”。
僅僅滿足大衆需求是不夠的
在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周星看來，在當前中國，知識性節目還是有很大發展空間的。周星認爲，很多的欄目過度地強化和誇大大衆需求，卻忽視了大衆需求並不等同於大衆真正的心理上的慾望。因爲大衆需求是外在的，是看得見的，並且能模仿；而大衆的內心慾望則是內在的，是需要被激發的。
今天諸多的選秀節目不能和2004年的“超女”一樣引發追捧熱潮，反而備受非議。究其根源，周星認爲，當年的“超女”，一開始通過對個體參與慾望激發而獲得成功，但是到後面這個階段則變成是僅僅滿足於過去這個激發。再比如探祕類節目，如果只是停留在揭開真相，而參與思考詢問的因素不能更多地參與在節目中的話，那麼欄目就只能做到滿足大衆的需求而不能真正地激發大衆的慾望。
“僅僅是滿足大衆的需求是遠遠不夠的。”周星說，從心理學看，求新和創意是一個永恆的點。如果不探求大衆的慾望，並且去激發它，帶給觀衆愉悅之求，那麼欄目總會遇到變異期。
從產業經濟角度看待電視欄目
市場經濟下的知識性電視節目除了要做好節目本身，同時也要兼顧到市場因素。因而，在《中國廣播影視》雜誌社常務副社長陳新看來，真正好的電視欄目應該是可以獲得收益的欄目。
陳新認爲，對於中國知識性電視節目來說，採用多個媒體聯合的手段，或者通過舉辦一些大型的媒體活動進行一定程度上的炒作和宣傳是必要的，比如央視二套的《贏在中國》就非常注重自身產品的包裝以及市場推廣。
關於知識性電視節目的產業化運作，張同道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知識性的電視節目，本身的知識屬性決定了它具有二次消費的可能性。張同道認爲，這類節目可以在欄目之外，製作一些諸如DVD類的周邊產品，從而進一步擴大欄目的影響力。(實習生陳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