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如今中國在世界上已成爲無可爭議的大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影響力與日俱增。但冷靜想來，似乎少了一點什麼，姑且稱爲“立”吧。
體系是舶來，詞彙也是舶來，時常會遇見引進的理念、詞彙不能精確表達己方意圖、實情，引起誤解的現象。
所謂“立”，就是體系、概念，有獨創性、概括性，並能爲世界各國普遍認同的詞語。在這點上，國外是相當重視的。大到第三次浪潮、第四次浪潮、“星球大戰”、“流氓國家”、“反恐陣營”、“新經濟”等政治、經濟理念，小到“雅皮士”、“御宅族”、“丁克家庭”等生活中的小“零碎”，五花八門，成龍配套，不論是保守一族還是時尚青年，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都成爲這些大大小小體系、概念的使用者、修改者和創造者，這些體系、概念也就在整個社會的推動下推陳出新，不斷髮展。
與之相比，中國在這方面顯得重視不夠，借用多、創新少；跟風多，開拓少；“破”的多，“立”的少，具體的表現就是，我們總在跟風，總在圍繞着別人的概念走：別人談“崛起”，我們也談；別人說“反傾銷”，我們也說；別人議論“匯率問題”，我們也議論，別人推出“戰略伙伴”、“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我們也跟着起勁。有時候我們也在“破”，也在反駁，從政治上考慮，這種針鋒相對的做法是必要的，但歸根結底，還是圍繞着人家設定的議題打轉。
這樣一來，負面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由於議題、理念都是別人的，涉及的自然是出題者、而非中國人自身最關心、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對於美國而言，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匯率和逆差等最值得關注，但對中國本身而言，也許中美關係最亟待解決的問題並非這些，如果總圍着人家關心的問題打轉，不論是去迎合還是去“破”，結果都難免耽誤自己最攸關話題的提出和解決。
其次，由於體系是舶來，詞彙也是舶來，時常會遇見引進的理念、詞彙不能精確表達己方意圖、實情的現象，給彼此的溝通、理解帶來困難，引起不必要的誤解，甚至被有的人利用、曲解；最後，作爲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現實政治生活中又舉足輕重的大國，這種亦步亦趨、被動的國際交往方式，很難讓全世界關注中國，很難讓人聽到、聽清、聽懂“中國的聲音”，這與中國大國地位很不相稱。
如果我們自己放棄“立”的權利，就不得不在話語權、概念甚至體系上聽任別人的主導。
產生這種重“破”輕“立”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的原因，恐怕是國力強的，“立”相對容易，國力弱的，“立”就要付出更多艱辛。中國國力增長到今天的規模的時間還很短，在世界上“立”的權威還不夠高。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重創新精神不強，也對今天的“立”形成了制約。
傳統上，中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重典籍、輕創造。科技發明被打入另冊；科舉考試直抒胸臆要被判不及格；皇帝執政，要依據“先王之政”、“祖宗成法”；論道講學要引用前代經典，聖人教訓；科舉考試，要“代聖人立言”，不能自說自話，甚至變法、改革，也要打着祖宗、聖人的幌子才能進行。近代以來，雖然西學東漸，主張變革的思潮成爲主流，但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轉變僅僅是變更了一個跟風的對象，由尊孔、尊經、尊祖宗，變成了言必稱希臘羅馬，而重“破”輕“立”的實質並未隨之有很大改善。
從語言角度看，中國雖很早進入語言文字時代，但長期以來墨守成規，缺乏主動創新精神，如近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體系引入中國後，一大批專有名詞需要翻譯，但中國卻在猶豫多年後從日本“全盤引進”了幾乎所有譯名，如“幹部”、“主義”、“物理”、“化學”等均照搬不誤，而中國自己設定的譯名本來就鳳毛麟角，再加上不受重視，最後僅有“格致”(物理)等少數詞流傳下來。
不僅如此，中國人一方面強調“必也正乎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另一方面卻往往只重枝節不重整體，只重小“立”不重大“立”，如中國幾千年王朝史，漢、唐、宋、明“家天下”的概念是所謂“大是大非”，容不得半點錯誤，卻長期沒有一個民族國家的清晰概念，“中國”一詞早已有之，卻直到19世紀末才被作爲中國的專稱。不僅如此，中國至今還在英文譯名中沿用西方早期對中國的代用名CHINA，不論CHINA一詞究竟源出“細瓷器”還是“契丹”，用來作爲一個大國的正式名稱，着實不妥，但我們卻安之若素地任外國人以訛傳訛、將錯就錯地用了幾百年，甚至自己也隨大流“CHINA”不止，重“破”輕“立”，導致了這種結果。
當然，外國人幫中國“立名”也未必都不貼切、不傳神，如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曾興起一種互助運動，但始終沒有響亮的名稱，新西蘭人路易?艾黎和美國人卡爾遜准將根據一名參與者錯誤的發音取名“工合”，並用《論語》裏“人人爲我，我爲人人”作解釋，結果這一理念傳遍全球幾十個國家，甚至被美國海軍陸戰隊借鑑。然而外國人畢竟是外國人，對你的事情或知表不知裏，或關注重點不同，或理解不一，他們代立的名往往不貼切，甚至鬧笑話，如非洲的“象牙海岸”其實並不盛產象牙，“獅城”新加坡更是一隻獅子也沒有，“CHINA”字源的一說“契丹”同樣是天大的誤會，因爲當年中國境內並非只有契丹(遼國)一個政權，而更有宋、西夏、大理等多國並立。如果我們自己放棄“立”的權利，就不得不在話語權、概念甚至體系上聽任別人的主導。
在充滿機遇、也充滿挑戰的21世紀，我們更應有勇有謀地去“立”，唯如此，才與大國的地位相稱，才能在國際事務中取得更主動的話語權。
古語說“不破不立”，實際上不“立”也不能“破”。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缺少一種主動、主導的人文精神，缺乏立言、立名、立體系、立話題的智慧和勇氣，而其他國家卻不放棄這種“立”的權利，而且積極將自己所“立”的體系、理念、話題推銷給其他國家，甚至代其他國家去“立”。其後果只能使缺乏“立”的精神的民族、國家在國際舞臺、外交場合、文化交流等各方面，被動應付，亦步亦趨，無法準確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認識，既無法有效堅持，也無法有力反駁，使外界產生較多的誤解、曲解。道理很簡單，你沒有“立”，就失去了“破”的依託，你放棄了“立”，把話語主導權拱手讓人，讓別人替你表達，即使沒有惡意，也很難“拷貝不走樣”，何況未必。
事實上，中國並非全無“立”的傳統，遠的不必說，建國以來，中國所倡導的外交原則，諸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個世界”等至今仍是國際公認的準則。近年來，中國國力增強了，經濟發展了，國際地位提高了，“立”的精神也應該隨之增長。在充滿機遇、也充滿挑戰的21世紀，我們更應有勇有謀地去“立”，唯如此，才與大國的地位相稱，才能在國際事務中取得更主動的話語權，才能讓朋友越來越多，誤解和曲解越來越少。▲(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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