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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我讀書的時候，我就對所謂的“四大發明”及諸如此類的村婦之言感到很不以爲然：這些弱智玩意也能算是什麼發明嗎?這些東西里面有什麼技術含量?這些東西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種“發現”而已，它們跟人們所說的通常意義上的那些“發明”，在技術含量上，所運用的科學理論深度及智力活動水平上的差距無異於猴子與人之間的差距。
更何況，說這些東西是屬於我們中國人所作出的“偉大發明”只不過是王婆賣瓜式的自欺和欺人。(這種自欺欺人的說法甚至都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而是李約瑟這個好事之徒搞出來安慰我們的。)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闡明這個問題：即這些東西到底包含了多少足以稱得上是“發明”的技術含量；而且它們到底是不是我們中國人所“發明”的或者說首先發現的；它們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噓的那樣“對人類作出了重大貢獻”，到底有多少影響。
如果從定義發明的創造性本質上來說，要稱得上是一項“發明”而且是“偉大發明”，顯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術含量的，是要付出了較高水平的智力勞動特別是邏輯思維活動，並且其內在要有一種明確的科學理論作爲支撐，而不是像一個小孩子在閒逛玩耍的途中偶然發現了一個新奇的玩物然後就原樣收藏的那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謂“發明”。
我們中國人常常吹噓的很多“發明”就是屬於這樣一種類型的玩意，比如說對磁石指南的發現。這只不過是對一種自然現象的最原始認識和發現而已，一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認識，並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術構建就能夠在生活中運用，唯一所做的只不過是對磁石的外形進行藝術加工而已。
我相信這種磁現象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曾有所發現，只不過發現時間早晚而已，如果說是我們中國人先發現了磁石指南的現象，也只不過是因爲佔了磁鐵礦資源豐富的便宜而已，如果一定要說是我們先“發明”了指南針，還不如說是我們先發現了磁鐵礦。
實際上，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表明磁羅盤是從中國傳到中東及歐洲去的。很多歷史學家認爲：歐洲人的磁羅盤是12世紀時在意大利的阿馬爾菲城發明的。而且這種羅盤遠非我們在中國的各種宣傳資料上看到的那種簡陋的“司南”模型可比，它通常包括在多個樞軸上水平安裝或懸掛的磁針，可在樞軸上自由活動直到與地球磁場在一條線上，在技術上要複雜先進得多。
而且，就是這個被認爲是指南針雛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爲根本就沒有任何詳細的記載，也沒有任何實物被發現。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根據野史雜書中一些隻言片語的描述推斷想象出來的模型而已，考古學家甚至都無法知道它的準確形狀，也不知道它的確切用途，但是在一種民族虛榮心的驅使下，就先把它吹噓成是指南針的“雛形”再說吧，反正把任何現代科學成果都能夠“論證”成是我們中國就“古已有之”並且年代一定要比別國早，是符合“政治正確性”的，也是很多“專家”“國學大師”賴以混口飯吃的謀生之道。
僅只是從這個推想出來的“司南”模型來看，也很難讓人相信，人們到野外去活動時，會帶着這麼不方便的東西用來指示方向，爲什麼不設計成一種便於攜帶和使用的形狀構造呢？至於後來出現的指南針，也沒有可靠證據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經在航海活動中得到了廣泛應用(《萍洲可談》的記載也只說明瞭人們是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才迫不得已使用磁針，恰恰說明了那時的技術還不成熟)，而在同一時期，中東和歐洲的航海活動也已經開始使用磁羅盤了，我甚至傾向於認爲，真正的成熟的磁羅盤技術恰恰是從中東和西方傳到中國來的，不然何以解釋爲什麼“沒有指南針”的阿拉伯人和歐洲人反而比擁有指南針的中國人航海活動範圍要廣大得多呢？
另外，一直以來我們所吹噓的所謂“是指南針的應用導致了對美洲的發現”，也只不過是對航海學和歷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種對複雜事物的簡單化理解。熱衷於自我吹噓的中國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紀，鄭和下西洋之前兩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經成功地實現了環航非洲(跟這一成就及後來的哥倫布橫渡大洋發現美洲和麥哲倫的環球航行比起來，所謂的鄭和下西洋只不過是小孩子的遊戲)，而在磁羅盤沒有發明之前的那漫長的數千年裏，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斯堪迪納維亞人，阿拉伯人，中世紀的歐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紅海，阿拉伯海，北海
波羅地海來去自如。
雖然磁羅盤在航海中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的儀器裝置遠比這多得多，用來確定方位的儀器和方法也遠不止這一種，磁羅盤只是進行航海所用到的衆多手段中的一種而已。之所以在哥倫布之前漫長的歲月里人們沒有去進行橫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術上的不成熟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地球是圓形的這一情況還認識不夠深入(雖然古希臘人早就認識到了大地是球體，但是對這個球體的情況沒有更多詳細的瞭解)，當時的人曾經認爲，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個無底洞，在一幅古希臘地圖上還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處標有‘到此止步’的字樣。受傳統觀念影響限制了人的行動，而且那時候也沒有去進行橫渡大洋航行的動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紀(這時磁羅盤技術已經在歐洲應用了幾百年了)，歐洲受到伊斯蘭教勢力的威脅，爲了衝破奧斯曼土耳其的封鎖，尋找通往東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時候人們知道地球是一個圓形，認爲從相反的方向繞一圈也能到達目的地，哥倫布麥哲倫等人才開始了冒險進行橫渡大洋乃至環球航行的航海活動。不管有沒有指南針，只要有了現實的動力，人們都是能夠也必然會去進行這樣的航行的。認爲沒有指南針就不會有地理大發現的說法委實荒唐可笑。
同樣的道理，只不過以一種獵奇的心態在自己的筆記裏記錄了一些奇聞佚事的一個士大夫官僚(沈括)，居然也要吹噓成是什麼“大科學家”，這簡直就跟把某個小報的記者說成是“大科學家”一樣滑稽可笑。
這個“大科學家”在他的“科學著作”裏琢磨了一些如磁針是漂在水上，還是頂在指甲上，頂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繩子上，那個更穩妥一些，這樣一些問題，最後他得出結論，還是栓在繩子上更爲牢靠，這就是他所謂的“科學發現”，這類閒得無聊的自娛自樂。(順便說一句，《夢溪筆談》其實只不過是一本收羅了藝文，政事，書畫，音律，器物，神異，曆法，等等諸方面的軼聞奇談的大雜燴，是他官場失意退隱閒居後的自娛之作，跟《聊齋志異》並無什麼兩樣，也與“科學”二字無關，這些也就只能濛濛搞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跟這之前數千年裏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科學家所留給人類的相比，如記錄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高深數學知識，漢謨拉比王朝時的古巴比倫天文學數學知識，以畢達哥拉斯學派和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爲代表的古希臘哲學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維階段的科學(而非實用技術)，亞波隆尼亞斯的《圓錐曲線》，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和《光學》，托勒密的《大彙編》等等等等(僅從浩如繁星的衆多科學家和科學成就裏舉出幾個典型代表)，跟這些相比，如果還要把《夢溪筆談》之類的吹噓附會成是所謂的“科學成就”，那我只能很抱歉地認爲，這是猴子的“科學”和人的科學之間的差別。
中國人特別津津樂道於馬克思談到指南針，火藥，印刷術這“三大發明”的那幾句名言，其實馬氏不過拾人牙慧而已，我所知道的最早談到所謂“三大發明”的人是英國哲學家培根，他對這幾種發明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不過今天看來顯然是誇大其詞了)，分別從文學，軍事，經濟活動三方面(後來馬克思那些論調不過是把這幾句改頭換面了一下就照搬過來)，似乎很給我們中國人長臉了。不過可惜的是，不管是培根還是馬克思，他們在談到所謂的“三大發明”時都不是在談論所謂的我們中國人的“四大發明”，而是在談論西方的“三大發明”(這個“西方”包括了中東，是與我們這種純粹的“東方”相對應的“西方”)，馬克思甚至毫不客氣地認爲“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
所謂“四大發明”的說法是到了上世紀時才由“科學史家”李約瑟炮製出來的，他本人在英國學術界頗受冷落，於是另闢蹊蹺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論”，譁衆取寵的成分太大了，他本人不過爲了出“學術成果”罷了，至於搞這種“精神鴉片”出來對本來就缺乏科學精神的中國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關心的問題了。在國外這樣的人比比皆是。
至於培根和馬克思所誇誇其談的所謂“三大發明”的“歷史作用”，只不過是哲學家式的把複雜事物簡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種似是而非的提法，這一套把戲對經歷過馬克思那已經宣告破產的“科學共產主義”“辨證思維法”洗禮的中國人來說都不陌生了。
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例子就是火藥。
如前所述，馬克思用一種簡略化的方式將“三大發明”的“歷史作用”分別表述爲是文化傳播，軍事變革，經濟活動三方面的主要決定因素，如果用我們中國人更爲簡略的思維方式，只需要用“文武商”三個字就可以表述了，可惜歷史無法如此簡略化。
火藥在軍事史上起到的作用到底如何？客觀地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其實是句空話，因爲自古以來成千上萬的發明，都可以說是在歷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甚至都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
火藥在軍事史上根本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發現，道理很簡單，因爲對現代兵器來說火藥的發現只是原材料層面上的發現，並不是象彈道學，冶金學、金屬加工技術等方面的方法上科學理論層面上的發現，而後者纔是對軍事變革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火藥可以說是實現從冷兵器向現代兵器轉變過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但是卻根本不是關鍵性的環節，因爲這種原材料階段上的東西遲早都會被人們發現的，並無任何神奇之處，而方法上理論上的發現卻不是有了原材料就一定會出現的，事實上，中國的歷史也毫無疑問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中國人據說是在宋朝時就已經“發明”了火藥，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八國聯軍侵華時我們仍在用大刀長矛(還是正規軍)作戰，實際仍處在冷兵器階段，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並且火藥的發現也跟指南針一樣，仍然不過是佔了礦產資源豐富的便宜而已，特別是組成火藥的三種成分之一的硝石，現在普遍認爲是中國人先發現的，因爲阿拉伯人把這種礦物稱爲“中國雪”“中國鹽”。但是卻沒有證據表明，火藥也是從中國傳到中東去的。而且我相信，只要找得到適當的礦藏，中東和歐洲也一樣遲早“發明”出火藥，一來西方的鍊金術傳統與東方一樣繁盛悠久，二來這種東西也不需要什麼複雜的技術。
事實是，十五世紀德國人發明了前裝滑膛槍，纔是真正地實現了從冷兵器向火器的轉變(這之前已經有了較簡單的火槍火銃)，而後十八十九世紀幾項革命性的發明：線膛槍，火帽，圓錐形子彈，撞針，連發式槍械的出現，才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槍炮。這幾種發明是建立在系統的科學理論和複雜的機械製造加工技術基礎上的真正的關鍵性的發明，這纔是對近代軍事變革起決定性作用的環節。有了彈道學，冶金學、金屬加工技術等和上述這幾種發明的出現，從冷兵器時代過渡到火器時代的軍事變革才真正實現了。
而中國乃至整個東亞不管從中古的小到火繩槍大到佛朗機一直到近代的線膛槍炮等各式火器實際上都是從西方引進的，曾經被吹噓成是最早的火槍的“突火槍”只不過是一種簡陋的噴射式火器，只是在一根竹筒內裝上發火物，靠噴射火焰來殺傷敵人，但是噴射的距離很有限(不過一兩米)，殺傷作用很微弱，只能起到恐嚇敵人的作用，並且其原理和構造都與西方出現的火槍完全不同，這種玩意實際就有點類似於我們小時候曾經玩過的那種“魔術彈”(射程都遠遠不如)，可有人會神經錯亂到把這玩意當作是跟近代槍炮同樣的東西嗎？關於“子窠”的說法也只是猜測，根本沒有任何依據。至於火器在實戰中得到有效而廣泛的運用也是從蒙古人纔開始的。
另外一項“偉大發明”，印刷術，實際上也不能說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當我們在談到我們發明了印刷術的時候，我們實際上說的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因爲雕版印刷術實在算不上是什麼發明，道理很簡單，因爲雕版印刷術的原理跟另外一種東西__印章沒什麼不同，而印章這種東西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是有的，出現年代比中國早的民族也多的是，何況雕版印刷術也沒有多少實用價值。在正式一點的宣傳“四大發明”的資料中，往往都會特別指明是活字印刷術。
那麼活字印刷術是怎樣發明的呢？據說是北宋畢昇首先發明瞭泥活字印刷術，可惜那只是據說而已，因爲這種泥活字從來就沒有在現實中得到應用過，從宋代一直到明清，都仍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術，以至於很多專家認爲，畢昇的泥活字印刷術只是個構想，不必當真。一直到近代，纔開始引進並使用德國人古登堡於1455年發明的鉛活字版印刷技術，這種技術的複雜和完善的程度也不是中國古代傳統印刷術可以相比的(由鉛、銻、錫三種金屬按科學、合理比例熔合鑄成的鉛活字 ，並採用機械方式印刷)，事實上，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印刷術恰恰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
而且，中國後來所使用從西方引進的還不僅僅只是鉛版印刷一種技術，如平版印刷技術，凹版印刷技術，孔版印刷技術，等等，這些技術與我國傳統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技術細節上也複雜多了，至於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術，跟古代近代的印刷技術又更不是一回事了，實事求是地說，說印刷術是中國人發明的，那是故意誤導人民。實際上，國際上普遍把古登堡發明鉛活版印刷術算作是現代印刷術的歷史起點，沒有誰把中國發明印刷術這種說法當真。
另外，現在學術界還公認韓國清州的興德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銅活字)發源地。說到這裏，我想起有一次，在一個朝鮮的官方網站上看到朝鮮人說他們是“四大發明”的創始者，還說他們擁有六千年文明史，讓人哭笑不得。特別是在看到了韓國人在世界盃上的表演之後，聯想到日本也一直在宣揚什麼他們是宣紙的發明者，天皇的萬世一統等等，讓人感到，東方民族在怎樣不着邊際地吹牛撒謊上都是驚人的相似。而讓我稍感欣慰的是，我們中國人可能還不是世界上最厚臉皮的民族，畢竟我們現在似乎還羞於將這種自吹自擂的無恥勁頭拿到國際上去公開表演，只是關起門來自我陶醉。
而跟印刷術關係密切的另一大“發明”，紙，國際上就更不承認那是中國人的發明了，因爲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國的紙出現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經發明瞭最古老的紙，稱之爲紙莎草紙(Papyrus)，也稱紙草紙，英文中紙(paper)這個單詞就是來源於拉丁文Papyrus(紙莎草紙)，可見這種紙在西方古代應用的廣泛和悠久。
紙草紙不僅是古埃及重要的書寫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國家，成爲古埃及人，古希臘人，古羅馬人，亞述人，阿拉伯人所廣泛使用的書寫材料，迄今爲止所發現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臘文、古羅馬文和阿拉伯文等書寫的紙草紙文獻，數以十萬張計之多，紙草紙文獻上記載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銘文、天文地理、文學，數學知識等珍貴歷史資料，其中歷史最早的是從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無字紙，載有文字的紙草紙文獻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了，比我們中國人使用甲骨文還早了近兩千年。
這種用紙草紙寫成的書籍，我曾經親眼看到過，雖歷經數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紙質決不比我們中國的紙差，而且紙草紙也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容易斷裂，現在埃及都還有根據古代技術進行製造的紙草紙，造出的紙任意摺疊完全沒有問題。世界上很多博物館都收藏有這種紙草紙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又稱爲萊因德紙草書，是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數學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館，你們有空可以去看看。
所謂中國人發明了紙促進了文化傳播的說法，更是似是而非的想當然。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的紙草紙文獻能夠存留數千年，成爲我們現在研究和了解古埃及希臘羅馬歷史和科學哲學的珍貴資料來源；古希伯來人用造價高但便於保存的羊皮紙記錄舊約經書而留存下來的“死海古卷”也成爲現在珍貴的歷史資料。而中國據稱是在漢代時就開始出現紙了，可是你現在還能夠找到那時候保留下來的什麼書籍嗎？宋代之前的有多少？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爲我們留存下來了大量歷史資料，使得我們對商代的瞭解比孔子那個時候的人還要知道的多。漢簡的再發現也說明了這個問題。以至於有人認爲，中國正是因爲過早地使用了這種便宜而又易毀的紙，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紙在中國的使用對文化傳播不僅沒有起到什麼正面的作用，反倒可以說是產生了很多負面的影響。
更何況，一直到近代，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仍然是文盲，“對文化傳播的重要作用”在哪裏？而且中國人仍然在普遍使用手抄和雕版印刷的原始落後手段來傳播文字。
還有一個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問題就是：中國人既然已經開始使用紙這種方便的書寫材料了，卻從來沒有想過去發明一種方便的書寫工具，仍然使用毛筆這種笨拙的書寫工具達千年之久，何其荒唐。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筆等方便快捷的書寫工具，後來又不斷創新發明了鉛筆，自來水筆(實際上，最早的金屬蘸水筆在公元前的羅馬共和國就已經出現了。發掘於龐貝古城廢墟，現收藏於尼泊爾的國家博物館)，圓珠筆，並傳入中國，對推動中國的文化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魯迅也曾經對自來水筆的作用進行過精闢的闡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筆的發明和傳入中國遠比紙的使用貢獻要大。
說完了關於這些“發明”的歷史作用，不能不提到的是，在古代史上起過比這些重要得多的作用的發明多的是，大多都起源於中東地區，然後傳入中國等地，如車輪，滑輪，風車，螺釘，鐘錶，曲柄，牛和馬的馴化，青銅冶煉，鍊鐵術，馬鐙，等等。我們中國人應該學會謙虛一點，世界上比我們輝煌燦爛歷史悠久的文明多的是，更何況連我們中國人本身都是從中東中亞地區一批批遷移過來的，所謂的三皇五帝，夏王朝，等等，都是子虛烏有的神話傳說而已，考古發現早就證明了這一點，這也是國際學術界所公認的事實。
最近這幾年來，復古，飾古，僞古的風氣越演越烈，而且都是以官方的支持在搞，其目的不過就是爲繼續維持專制統治尋找合法性，爲抵制民主自由的理念尋找藉口和依據，所以要把西方任何先進的東西都“論證”成是我們中國早就“古已有之”的，沒有什麼稀奇的，美其名曰培養民族自尊心，其實是培養遺老遺少。
而這些新時代的遺老遺少們也攢足了勁以一種近乎於無賴的勁頭拼命地要把西方任何先進的東西都“論證”成是我們中國早就“古已有之”的“發明”，網上網下，電視報紙，到處都可以看到這一類的奇談怪論，越來越多，什麼風箏是飛機的雛形啊，萬虎是飛機的發明者啊，竹蜻蜓是直升機的前身啊，大禹是世界上第一個進行飛行的人啊，孔明燈是發動機的鼻祖啊，等等(我都不想說了，實際上最早的飛行器早在兩萬多年前就有了，其實物就保存在埃及國家博物館，那時候中國這地方還沒有人呢。)，還有什麼新“四大發明”也冒出來了，連養豬釀酒也成了“偉大的科學發現”了，是不是應該憑這些試試去申請諾貝爾獎看看？沒準有戲。
如果一定把這些弱智玩意說成是所謂的“偉大發明”，那不僅是對別的國家和民族的侮辱，也是對整個人類智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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