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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是從研究我國農業問題入手，走上經濟學研究之路的。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他的學術研究之路昭示，對中國經濟改革和中國農村問題等都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與認識，這使他成爲目前國內最受關注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鄧聿文 林毅夫是從研究我國農業問題入手，走上經濟學研究之路的。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林毅夫原名林正義，出生在我國臺灣宜蘭。1979年5月16日，林毅夫泅水橫渡來到大陸，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後來，林毅夫負笈美國，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農業經濟學，成爲1979年諾獎得主舒爾茨的關門弟子。1987年，林毅夫辭去耶魯大學的工作，回到大陸，成了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個海歸經濟學博士。回國後，林毅夫先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所屬機構從事研究。1994年，林毅夫進入北京大學，創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任中心主任。 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住房問題等幾乎所有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中，都有北大經研中心發出的聲音，逐漸受到高層領導的矚目，成爲國家決策的高級“智庫”之一。作爲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積極爲中央很多重大決策的制定出謀劃策，參與了國家“十五”和“十一五”規劃的制定，林毅夫本人也被輿論視爲官方的重要智囊之一。 如今，林毅夫的頭銜很多。除了北大經研中心主任外，他還先後當選爲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等。 專注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經濟學家 作爲經濟學家的林毅夫走進社會大衆的視野之中，這與他在關於“三農問題”上的一系列建言是分不開的。 1999年，針對當時的通貨緊縮形勢，林毅夫第一次提出了“新農村運動”的概念。1998年後，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緊縮、生產能力過剩、新增投資比較小和新增就業機會少等問題。並且，這又造成本該流動的農民流動不出來，已經流動出來的農民又返回鄉村。另外，衆多鄉鎮企業在競爭中也紛紛倒閉。一方面，這致使農村集體經濟負債累累；另一方面，又迫使早先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又迴流到農業中。在這種背景之下，農民收入增長特別慢，“三農問題”也更爲突出。 據此，林毅夫提出，“我國從1979年開始的改革以農村爲突破口；20年後的今天，走出當前生產能力普遍過剩、內需不足、市場疲軟、通貨緊縮困境的突破口，仍然在廣大的農村。”只有打通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動的渠道，消化掉城市中過剩的生產能力，纔有可能解決三農問題。 爲此，他建議中央政府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一場以實現農村自來水化、電氣化、道路網化爲核心的新農村運動，加快農村地區和生活消費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以此來啓動廣大的農村市場。同時，政府要以財政政策的資金積極建設農村基礎設施，這對啓動中國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因爲，這一政策既可以刺激國內消費需求，使我國早日擺脫通貨緊縮，又可以提高農民的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和改變農民觀念等。 後來，隨着“三農問題”變得日益突出，林毅夫提出的“新農村運動”建議及具體內涵逐漸被國內學界及政府部門所認同，這爲今後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一定的學術支持。 在林毅夫的心裏，他一直未曾忘懷中國的農民。他曾說，“如果瞭解中國的現代史，瞭解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就會發現，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關鍵的問題。窮人絕大部分在農村，解決了農村的問題，不就解決了中國的貧困？解決了中國的貧困問題，也就解決了世界貧困的一大半。” 對中國農業經濟問題的研究，集中體現了林毅夫在農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領域的突出貢獻。 制度經濟學研究享譽國際學界 其實，制度經濟學也是林毅夫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但他更強調製度的內生性。早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他就認爲中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內生於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棄推行帶有趕超色彩的發展戰略。 他一直主張市場取向的改革，認爲只有實行市場經濟，理順市場價格體系，形成比較充分的市場競爭環境和信息指標體系，才能爲國有企業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卸除國有企業揹負的政策負擔(包括社會保障負擔和執行趕超戰略的負擔)，培育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是國有企業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 針對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問題，林毅夫指出，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在於動員資金和配置資金，資金動員的能力其實決定於配置的效率。在深入研究中國和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問題的基礎上，林毅夫總結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假說。他的理論建立在要素稟賦、政府的發展戰略及其內生形成的政策制度基礎之上，並以企業的自生能力爲微觀基礎。 林毅夫的制度經濟學研究在國際經濟學界也享有盛譽。他最早提出並闡述了被國內學界經常引用的制度經濟學的兩個基本概念——誘發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林毅夫認爲，由市場自發誘致制度變遷的這種情況很難出現，因爲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在制度創新過程中必然存在着“搭便車”問題。因此，僅僅依靠誘發性過程所提供的新的制度安排將少於最佳的制度供給，需要政府採取強制性的行動來完成制度變遷。 林毅夫以其對經濟學的深刻理解和對中國現實的敏銳觀察與把握，成爲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在國際最權威的經濟學學術雜誌——《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的國內經濟學家，他也是第一位運用規範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國內學者。但是，這位學者也發出了經濟研究要實現本土化的呼籲，除了要學會西方的分析方法、掌握數學工具和培養經濟學直覺以外，最根本的是要“有文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要有深刻的瞭解。 林毅夫的學術研究之路昭示，他對中國經濟改革和中國農村問題等都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與認識，這也使他成爲目前國內最受關注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後發優勢理論解釋中國漸進式改革成果 提起林毅夫，當然也不得不重提他在2002年時與楊小凱之間圍繞着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劣勢與後發優勢問題曾展開過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楊小凱是澳大利亞莫納斯大學的教授，被譽爲華人世界最傑出的經濟學家。2002年，楊小凱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後發劣勢”問題。楊小凱的“後發劣勢”理論在國內外學界曾引起了一定反響。 林毅夫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並撰文進行了全面反駁。他指出，一個後發國家並非要先實現英、美的憲政體制改革纔可以避免後發劣勢。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發展戰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誘導企業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那麼，後發優勢就能夠充分發揮，要素稟賦結構能夠得到快速的提升，產業結構就會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穩步向發達國家接近；反之，如果試圖趕超，經濟中就會有各種扭曲和尋租行爲，結果會是欲速不達——不僅不能實現後發優勢，還將必然伴隨各種制度扭曲即所謂後發劣勢。 林毅夫的“後發優勢”理論主要來源於他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說。他用這一學說爲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做出了嚴謹的經濟學模型。他認爲，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奇蹟，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國勞動力相對價格較低的比較優勢，逐步佔領了紡織服裝、輕工產品、家用電器等國際市場，快速積累資金，逐步實現產業升級。按照這個學說，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了“後發優勢”：充分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用較低的成本引進先進技術，加快技術變遷，加速資本積累，提高人均擁有資本，從而提升中國的資源稟賦，實現產業結構與技術結構的升級。 在爭論中，林毅夫進一步指出，以私人所有權爲基礎、以自由民主爲本質的憲政民主體制，既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甚至也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這也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他認爲，儘管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基本上沒有涉及到憲政體制改革，但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卻是一個無可置否的事實。這本身就說明技術模仿就能使經濟發展得很快。當然，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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