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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8日， 湖北宜昌人大換屆選舉投票現場。
基層民主：
監督挑“大梁”
對幹部實行民主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爲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
――摘自十七大報告
“對民主監督的重視，是空前的！”
十七大報告關於民主監督的新提法，深深地觸動了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馬寶成。
這位長期研究我國基層民主的博士，興奮地告訴記者：“對幹部實行民主監督，被精準地定位爲‘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這一提法標誌着我們黨找準了發展基層民主的着力點。”
2005年以來，山東昌樂縣904個村陸續掛起了“村務監督委員會”的牌子，專門監督村委會的財務和日常活動，全縣農村的來信來訪由此下降近四成。
監督制約，賦予民主更多、更真實的內容。馬寶成說，如何看待民主，目前存在一些誤讀。較突出的，是把民主簡單化爲選舉。其實，選舉僅是民主的開端，更多、更重要的內容則是監督制約。從我國基層民主的發展歷程看，以前更多強調民主選舉。但直選出來的基層幹部，由於缺乏有效監督，有時仍會背離民衆利益。“十七大報告這一提法表明，民主監督已經成爲我國基層民主發展最主要的突破方向。”
和山東昌樂積極探索民主監督一樣，我國一些地方也在“摸着石頭過河”：
浙江溫嶺各村的“民主懇談會”，讓更多村民參與重要村務決策。這一具有代表性的“協商民主”形式，成了有用的事前監督，更好地防止決策失誤。
在黑龍江哈爾濱道里區，“參與式預算”讓居民直接看住政府“錢袋子”。修花園還是建車棚，不由財政局長拍板，而由居民投票說了算。
河北青縣，6325名村民代表人手一枚小圓章，行使決策與監督權，與村委會相互制約。
不同的模式，同樣的監督。作爲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監督開始在基層民主中挑“大梁”。
馬寶成認爲，十七大報告把民主監督擺在突出位置，爲基層民主發展開拓了更廣闊的空間。“把握住民主監督這個關鍵，我國基層民主建設將大有可爲！”
代表比例城鄉平等：
民主政治一大進步
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摘自十七大報告
“代表比例城鄉平等，寫入十七大報告。在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吳革感慨道。
《選舉法》規定，我國人大代表的城鄉比例是：“省、自治區、直轄市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這就是說，同樣的人口數，農村的代表名額只有城鎮的1/4。吳革認爲，“這種4∶1的比例存在弊端：在人大代表中農民代表很少，代表反映農民的訴求受影響。”
爲什麼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吳革分析：理論上，社會主義民主要求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取消農業稅、實行農村合作醫療、實施農村義務制教育等措施，是從經濟、社會權利來保障農民與城市人的平等權，城鄉選舉代表比例相同，則是提出了政治上的平等權。因爲政治上的平等，最主要的是選舉權的平等，這樣就有利於將來逐步消除城鄉差別。
實踐中，目前，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量農民工參加選舉可以有兩種選擇方式：或回原籍參加選舉；或在打工地參加選舉。這種做法本身就表明，農民工參加選舉已突破了以前4∶1的限制。同時，改革開放29年，城鄉差異也在逐漸縮小，農民通過村民自治等形式的民主訓練，民主意識、權利意識也有很大提高。
應該說，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這項建議，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中都是及時而必要的。吳革認爲，十七大報告“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建議，真正要成爲現實，還需要依照法律程序先修改《選舉法》，這樣才能將執政黨的意志轉化爲法律意志。
公民意識：
權利義務意識統一
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
――摘自十七大報告
許多看起來不相干的事情，背後折射的，卻是同一種時代的烙印。
湖南省常寧市一位名叫蔣石林的村主任，將市財政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確認財政局超出年度財政預算購買小車的行爲違法；法學碩士郝勁鬆一再狀告鐵道部，認爲火車春運期間漲價缺乏法律依據；律師狀告全國牙防組織，質疑其爲一些牙膏作質量認證的合法性……近年來，這些帶有“公益訴訟”性質的行爲，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而這，在社會領域中，卻契合了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公民意識。
黨的十七大報告正式將“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寫入其中，“公民意識”越發清晰。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路路教授認爲，相對於歷史上有關社會成員的其他稱呼，例如“臣民”、“子民”來說，公民享有不容侵犯的權利，同時也承擔與權利相對應的義務。
那麼，強化“公民意識”，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建設和諧社會，意義何在？
李路路分析，從權利的角度來說，第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機制之一，是激發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沒有公民權利的實現和保護，就不會有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第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重要的基礎之一，是對公民權利的尊重和協調，社會成員相對獨立的對於生存、利益和意願的追求，構成了公民權利的基礎。
李路路認爲，公民權利的實現和保護，與公民義務的履行和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沒有現代公民意識，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值得慶幸的是，隨着“公民”意識的不斷增強，和越來越多具有“公民”意識的社會成員的積極主張，我國“公民社會”已具雛形。“公民意識”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更有利於加快這一進程。
權力制約：
更加註重製度防腐
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
――摘自十七大報告
“防止腐敗和權力被濫用，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在學習十七大報告時說，這表明我們黨和國家更加註重製度反腐。
我國和國外的反腐實踐證明，制度反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將更好地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爲人民謀利益。
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與西方國家採用的“三權分立”有什麼區別？
姜明安談了自己的看法：
兩者的權力制約理念，在內容和實質上均有重要區別，是有中國特色的權力制約機制。
首先，西方國家實行的“三權分立”是指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種國家權力的制約平衡。而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指整個國家公權力的結構和運作機制，也指政府內部，甚至政府部門內部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既涉及權力運行的橫向關係，也涉及權力行使的縱向關係。
其次，西方國家實行的“三權分立”基本上只講國家權力的制約平衡。而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不僅講相互制約，還講相互協調，不是爲制約而制約，而是爲了共同爲人民辦事，共同把人民的事辦好。
再次，西方國家實行的“三權分立”主要注重權力制約權力。而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不僅注重權力制約權力，而且注重甚至更注重權利制約權力。我們講的監督權不是僅指司法權，更多地是指人民監督、輿論監督，以及在人民監督基礎上的紀檢、監察、督察、審計等其他黨和國家機關的監督。
機構整合：
“大部門”提速改革
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
――摘自十七大報告
“施行‘大部門’，政府機構改革邁出一大步！”
十七大報告中關於大部門體制一經提出，便引來廣泛關注。清華大學行政管理碩士林振中在政府部門工作多年，他認爲，2003年，機構改革把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職能和機構進行整合，組建商務部，可以看做是這方面改革的有益嘗試。
“所謂大部門、小部門是相對而言，關鍵在部門職能配置有機統一。大部門，防止‘都管’、‘都不管’，明確責權，是對症下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喬新生教授認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爲完善行政管理體制，先後於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進行了5次機構改革。
“我注意到，在十七大輔導讀本中，大部門體制被解讀爲把政府相同或者比較相近的職能加以整合，歸入一個部門爲主管理，其他部門協調配合。”喬新生認爲，大部門體制是“職能大、寬領域”的政府事務綜合管理體制，能有效避免機構職能交叉重疊、主次不分。
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政府部門設置普遍爲“機構數量少，職能範圍廣”的特點。喬新生介紹，法國的部級機構只有18個，其中的經濟、財政和工業部，負責經濟宏觀管理、財政預算和決算、國際貿易、稅收管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政策和協調，下轄機構包括海關、稅收、統計、貿易、公平交易監督等。
早在2000年，湖北隨州“實驗”大部門體制，“節約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該市市委書記馬清明介紹，但由於是單個地區，單兵作戰，一些合署辦公的部門受到壓力，又改成了分設。
喬新生坦言：“在我國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涉及面廣，必須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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