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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死亡事件”發生以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並使醫患關係討論再次走進人們的日常話題之中。在本報記者圍繞醫患關係的採訪中瞭解到，爲了解決醫患矛盾，在成立了醫患關係辦公室之後，今年年初，協和醫院又成立了社會工作部來加強醫務人員與患者間的溝通。據介紹，衛生主管部門也對此展開了專題調研。 如果時間能倒流，在同仁醫院的候診大廳裏，來自山西運城，今年30歲的李國清決不會買那份北京的報紙來打發時光。因爲那份報紙的一篇報道，他剛剛和妻子發生了一場不愉快的交談，更重要的是他還開始更擔心一件事——自己5歲的兒子李朝鴿的白內障手術。惹李國清夫婦發生口角的是一篇孕婦死亡的報道。現在，李國清也面臨着一個和那個事件中惹衆人咒罵的男子一樣的問題，在自己親人的“手術同意單”上簽字。 目前，李國清已經交了手術預交押金。與此同時，他還領到一張“北京同仁醫院白內障專科手術同意單”，並需要在上面簽字。他和妻子的矛盾就源於此。在這張手術同意單上，第一句話是：“我知道做此種手術存在以下危險性和可能性……”而接下來的表述，更讓他們緊張。 李國清的妻子很擔心簽字後，那些白紙黑字、有些術語自己甚至都看不懂的後果會突然降臨到自己兒子頭上。在這一點上，李國清表現得比妻子更有信心些，並不斷勸慰妻子。面對“手術同意單”、“眼科超聲波檢查報告單”等一摞紙張上的“玻璃體、晶狀體、後囊渾濁……”等密密麻麻的術語，李國清表示，此前兒子已經做過一次手術，有些地方，他還能看得懂的。與醫院打交道的幾天裏，李國清表示，醫生們的態度都很好，也很有耐心。耳聞中的“紅包”、“緊張的醫患關係”並沒有走進他的視野。 多數患者送紅包“隨大流” 據瞭解，2006年6月，北京醫科大學曾經在北京同仁醫院進行了《醫患關係現狀及對策研究》的問卷調查。 問卷顯示，在醫患關係緊張的責任問題上，醫生方面，認爲主要責任在政府的，佔58%；患者方面，認爲主要責任在醫患雙方的，佔47%。在就醫過程中醫患關係調查中，64%的醫生表示在工作中受到過患者或其家屬的辱罵和人身攻擊；70%的患者方表示在就醫時沒有受到過醫務人員的不尊重對待。調查結果還顯示，紅包基本上都是患者主動送或隨大流送的，醫生暗示所佔的比例僅佔10%。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的黨支部書記李新萍表示，“應該說，在送紅包問題上，整個社會環境、醫患雙方都應承擔着相應的責任。如果把責任全部歸咎於醫務人員，肯定是不公平的。” 畢業生體檢鑽“紅包空子” 目前正值應屆畢業生找工作的高峯期。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隨着畢業生供大於求現象不斷增強，今年用人單位多實行“差額體檢”，即在公佈錄用結果前體檢，之後再公佈錄用結果。因此許多畢業生在用人單位公佈體檢單位後，紛紛開始託關係送紅包以防意外。 日前，記者來到位於航天橋附近的某醫院。體檢中心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有些用人單位的體檢中，僅心跳速度過快一項，就能淘汰一半畢業生。“向醫生送紅包，少則一千，多則兩三千元。”李醫生無奈地告訴記者，學生還沒工作，他們哪來的錢。“我的許多同事都有過受託的經歷，這些學生似乎將紅包當作是救命稻草，如果醫生不收下，他們就會死纏濫打，直到醫生收下他們才能安心。”晨報記者王猛 醫療費用最易引發糾紛 北京市大興區人民醫院和仁和醫院，是大興區規模最大醫療設備最先進的兩家醫院。大興區人民醫院宣傳科的楊主任表示，醫患矛盾的產生主要問題是在費用方面。由於認爲醫療費用過高，患者常“發脾氣”、“抱怨”，爲醫患糾紛發生埋下了伏筆。但在治療過程中產生的費用並不是醫院所制定的，其中的冤枉也是有的。 “也有因爲看病着急而產生的矛盾。”楊主任說。在前不久，一對年輕夫婦帶着發燒的孩子來醫院就診，由於當天的患者較多，不得不排隊等候。但愛子心切的夫妻想“加個塞”，就和同來看病的患者發生了口角。隨後，在爲孩子治療的過程中辱罵護士，並打了護士一巴掌，見狀，醫院不得不報警。“某些醫護人員的工作方式的確有待改進,爲此，醫院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她說，在每個治療科室內，都設有意見箱，並設有信訪部門。但同時記者也發現，由於擔心引發出不良後果，多數醫院的意見箱少人問津。晨報記者張碩 原因分析 非盈利性醫院要“創收” 北京市的人大代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復興醫院中心B超室主任、教授張丹代表表示，比起其他國家，我國政府對衛生事業經費的投入嚴重不足。由於公益醫院財政撥款的匱乏，導致醫院多手術、多收病人入院才能維持生計。“這就導致了非盈利性醫院與患者之間形成經濟利益關係，而非簡單的醫患關係。” 同樣，作爲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主任醫師、博導向紅丁也表示，國家國民經濟在增長，但公共衛生投入卻越來越少。有些醫院公益投入僅僅1%，其他全靠自己創收。相比國外，我國醫生的地位與收入都還有差距。他給記者舉了個例子，“北京有的二級醫院，醫生工資才1000多元錢。這隻能導致醫院爲創收，多看病人，開大處方。” 張丹代表建議，“醫療機構的改革方向是必須要區別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對非盈利性醫療機構從財政上保障其開支和人員工資，尤其要加大對基層承擔公共衛生職能的醫療機構的支持力度，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 患者對療效期望值過高 張丹代表還強調，社會的進步，使患者逐漸提高了個人保護意識，醫療糾紛的比例也在增加。但是根據法律規定，醫療機構在成爲醫療糾紛被告時，還要爲法官提供必要的證據，即所謂的“舉證倒置”。而這一後果是，“爲了規避以後可能出現的官司糾紛，迫使醫方在疾病診治過程中，既要完善必要的檢查，還要儘可能實施更多的相關檢查，以保證一旦成爲被告時，上述證據足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其結果必然是既增加了患者的醫療費用，也加大了醫患矛盾。” 李衛平表示，在某種程度上，醫務行業是在背黑鍋。公立醫院其實是政府職能的載體和延伸，它不僅要治療，而且要承擔防病、教學和研究。在這個角度上，政府就應該擔當更多的宣傳功能，指導大衆正確就醫，宣傳日常保健、衛生政策。 同仁醫院黨支部書記李新萍認爲，儘管造成醫患關係緊張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是患者對醫學知識的缺乏和對治療效果期望值過高，也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專家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一個事實是，在北京協和醫院門診樓大門的右側，豎立着一塊醒目的大布告牌。佈告的內容是“衛生部、公安部要求維護醫療機構正常秩序，保障人民羣衆就醫安全”的通告。該通告的第四條爲：“醫務人員和患者之間要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良好醫患關係。醫患雙方發生醫療糾紛時，患者和家屬應按法定程序解決醫療糾紛，不得尋釁滋事。” 積極應對 建議成立專家仲裁委員會 對於此次“孕婦死亡”的事件，同仁醫院黨辦負責人楊敦幹也有他的看法。如果僅僅因爲患者沒有專業知識或者無法自己行使決定權時，就讓醫生代替行使的話，那麼以後醫生就有任何理由來侵犯病人的決定權。其實，理性地看，法律如此刻板地設定最終是爲了保護患者。 向紅丁認爲，此次“孕婦死亡”事件的教訓也值得深思。“比如說，在今後的操作中，怎樣能更好地發揮積極性。在立法補充上，能不能建立一個兩人以上專家構成的仲裁委員會，遇見類似的情況後，迅速地做出裁定。” 成立社會工作部溝通醫患 爲了解決醫患矛盾，在成立了醫患關係辦公室之後，今年年初，協和醫院又成立了社會工作部來加強醫務人員與患者間的溝通。 蓋小榮，北京協和醫院社會工作部的主任。此前，她曾經在該院醫患關係辦公室工作過6年。據她介紹，這個部門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協助醫患之間的溝通，疏導醫患過程中的抱怨。“醫患之間的矛盾，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因爲信息不對稱。由於專業知識的壁壘，病人的確需要知情權。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醫生的話，患者很難"聽懂"。” 蓋小榮舉了個例子，有一位病人曾經向她抱怨，醫生給他講了半個鐘頭，他一句沒聽懂。蓋小榮表示，尤其是大醫院，每天前來就診的患者很多，醫生不可能爲每個患者都花費過多時間去解釋病情，這就需要有人來把醫生的話轉化爲通俗的語言耐心講給患者。此外，患者的期望值過高，不能面對現實，也是容易和醫生產生不融洽的一個原因。這兩者間的中間角色扮演者就是社會工作部。 蓋小榮介紹說，老協和醫院早就有社會工作部。現在等於說是把它重新拾起來。“在國外，100張病牀必須要有1個社會工作者。他們的任務就是了解患者，減輕醫生的負擔。目前，協和醫院社會工作部共有4名工作人員，負責該院東院的800張病牀。而在上世紀30年代，協和醫院200張病牀就有30名社會工作者。” 蓋小榮介紹說，衛生部也已經認識到這些社會工作人員在改善醫患關係中的作用，並對此展開了調研。(記者範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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