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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消息：中央電視臺男主播康輝今晚(12月8日晚)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亮相，與他搭檔的是《新聞聯播》女主播李瑞英。
“我喜歡固守於自己的天地中”
小時候的康輝是一個“很擰、很任性的人”。康輝“擰”的表達方式是表面上妥協，但卻有自己的“一定之規”。小時候，康輝和姐姐覺得幼兒園太悶，就逃了出來。被父母知道了，免不了要被說一頓。姐姐是錯就錯了，就這樣，也不承認她錯了。康輝是你說我錯了，我就說我錯了，但實際上內心並不認錯。“我想我可能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小時候，老師總是把我當成好學生，而且他們在表揚我時，想當然地將很多他認爲是好學生的準則套在我的身上。很多老師給我塑造了這個形象，我也不和他們澄清反駁。”那時常有所謂“好”學生幫助“差”學生的活動。老師把康輝和兩個所謂差生安排在一起。康輝也不知道如何去影響別人。“在我的概念中根本沒有認爲他們是差生，需要幫助。卻往往能在他們身上發現很多的優點，甚至認爲他們很多時候要比我強得多。”
康輝在初中、高中的6年時間裏都是很封閉的。“我把自己包裹的很嚴實。過了十一二歲就覺得自己長大了，再蹦蹦跳跳的就很幼稚，而應該皺着眉頭思考問題纔是應該的，用現在的話說要很‘酷’的樣子。有時候人的性格變化自己也說不清楚是爲什麼，我上初中一下子就變得很內向、寡言了。”
雖然從小說當班幹部一直到大學一年級，但康輝一直認爲自己不是一個具有組織才能的人。“有的人比較擅長也樂於和大夥兒聚在一塊兒，我卻比較樂於固守自己的一個天地。表面上看我這個人很蔫，尤其在我讀中學時。但我自己覺得我的內心世界很豐富、敏感。那時我就看一些書、小說，經常沉浸於一個幻想的世界中，我能給自己幻想一個和周圍人沒有任何關係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也有喜怒哀樂，我很陶醉其中。”
康輝從小就很喜歡電影。對電影有種迷戀。一直到現在他還認爲電影是一個做夢的東西，讓你把周圍繁雜的一切拋開，進入另一個世界。而且康輝什麼電影都願意看，燈光一黑下來，似乎就進入自己的世界。
“初中二年級，我一個人跑去電影院看豫劇的戲曲藝術片《對花槍》，是老生、老旦戲。但我依然看得很投入，很入迷。電影是特別讓我喜歡的一件事情。”“小時候最喜歡看的電影是《流浪者》。其實看不太懂，但固執地認爲時間長的電影要比時間短的電影要好。後來又看了很多遍。”
康輝的印象中，小時候的文化生活要比現在豐富得多。父母常帶他和姐姐去看各種各樣的節目：芭蕾、民族舞劇、京劇、河北梆子、評劇、話劇、石家莊地方戲等等。那時的他也看不太懂，但說不上爲什麼就是愛看，而且能從頭看到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親帶他和姐姐去看河北梆子戲，是一個特有名的傳統戲《蝴蝶杯》，一整本唱下至少要3個小時。當時大他兩歲的姐姐根本就坐不住，不是睡覺就是亂跑，而康輝坐在那兒從頭看到尾。到現在，康輝自己也覺得奇怪：爲什麼會對這個東西那麼感興趣？那麼有耐心？
小時候的康輝甚至還動過去學唱戲的念頭。但長大後，“一來家裏人沒有這種意識，二來上了初中後自己的興趣也就轉移了。”
初中畢業時，康輝的成績是全市前5名。當時石家莊一中是全省重點，康輝上的師大附中是市重點。但師大附中的文科是全省有名的，而康輝拿定了主意要上文科。
“父母對我自己的興趣愛好不會干涉。他們對我做人方面的影響很大。”康輝坦陳，與父母的溝通不是很好。父母都是學郵電的，又是很傳統的人，認爲只要照顧好孩子的生活就行了，不大重視思想上的交流。但康輝認爲“父母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直到現在，康輝認爲，自己是個真誠的人，也從不算計別人，堅信不管社會怎麼樣變化，自己掌握一種技能是最根本的，不會爲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去刻意做一些事情，搞好關係。“其實搞好關係也不是什麼壞事，與人溝通也是生活的一種技能。但我在這方面不行，也做不來。父母就是那種在工作上靠自己的本事吃飯的人，而不是靠其他的一些手段。”
康輝有什麼事情不一定和父母說，但一定會和大他兩歲的姐姐說。在康輝的印象中，姐姐像一個“小媽媽”。父親經常出差，母親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來照顧他們，於是交給姐姐的任務就是帶好弟弟。康輝小時候就像姐姐的跟班。有什麼話，康輝也願意和姐姐說，“我從小就是個被保護的孩子。”
上廣院對康輝來說也是件偶然的事情。上了高三康輝纔開始考慮自己以後要做什麼。決定考廣院，也是源於姐姐的一個在廣院唸書的同學。他向康輝大肆描繪了一番自己在廣院上的電視編導專業。這對康輝來說無疑是個誘惑。康輝從小就喜歡電影，對電視也同樣感覺好奇。康輝高考的那年正好趕上北廣電視編導專業沒有來招生，但有播音專業。在這之前康輝並沒有和朗誦沾過邊。當時就是想試試，“成不成都無所謂，反正多一個選擇嘛。”
去考試時康輝才發現與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那時廣院委託省廣播電視廳招生，不僅人多，而且考試的人還很不同：男的都西服革履，女的則都化了妝。康輝心裏覺得沒戲。當時康輝自己準備了一首詩，還精心配了段音樂。進入考場後，康輝問考官：“我能給詩配段音樂嗎？”考官一聽就樂了，說不用了，你念詩就行了。不過，考試的詩他現在已經忘了，只記得自己給配的音樂是一首很著名的吉他曲《阿爾汗布拉宮的回憶》。後來康輝參加複試時沒有準備要錄音的東西，好在那時課本里有很多需要背誦的課文，於是挺投入的錄了一首柳詠的詞《雨霖鈴》。雖然康輝對自己對家裏人都說去試試，但考完之後，就有一種需要別人承認的心態，哪怕考上後自己不去上也行。
當時所有的老師都不支持康輝，他們都有一個概念：播音是不用學的，只要普通話說得標準的人都可以做這個。康輝當時的功課還行，很多老師認爲他應該考一個更好的學校。只有語文老師比較贊成，覺得這個職業挺好的，還可以接觸很多方面的事情，讓自己的眼界開闊。與康輝同去考試的還有一位平時很活躍的女生，很多人就覺得康輝沒戲，甚至有個同學當康輝的面說你絕對考不上。康輝很生氣，於是，語文老師的鼓勵加上這個同學的否定，兩個因素讓康輝覺得非考上不可。康輝高考的分數線已經過了重點線，當時人大、北大都可以上。康輝是那年廣院文化成績最好的學生。很多不支持康輝考廣院的老師覺得康輝很“可惜”。但康輝自己做了這個決定後就覺得這個專業挺好的，“我希望我成爲播音員，希望自己能在《新聞聯播》裏出現。”
剛上大學，康輝就經歷了一段比較痛苦的語音糾正和訓練。上完語音課，“都覺得自己不會說話了。”語音課要照着舌位圖去說，康輝自認爲從小普通話還行，可上學後發音好象全不對，其他的同學似乎很輕鬆就過關了，而自己要一點點去糾正。康輝說，“我都不想上了。但很多東西在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時候就突然改變過來了。似乎一夜之間就豁然開朗了。”到第一次專業考試時，康輝得了播音系的語音最高分。這件事情讓康輝對自己有了自信。
大學一、二年級的康輝延續了中學的那種比較封閉的狀態，似乎還是比較“蔫”。一直沉迷於“自己的世界”。偶爾有機會才能讓自己“爆發一下”。現在康輝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大學一年級的一門選修課《莎士比亞劇作導讀》，學期快要結束時，老師讓我們自己在課後自由組合，每人準備一段莎士比亞劇作的對白。那時同學之間還不是很熟悉，突然有這樣一個機會讓大家展示一下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大學都很有興趣。
當時班裏另一個女同學找到康輝，想和他朗誦《哈姆雷特》中的一段，哈姆雷特指責他的母親背叛了父親與叔父在一起。這段戲的情緒很激烈。康輝自己都想象不出來自己是否可以那麼強烈地去表達這個角色。當時因爲是第一次考試，大家都憋着股勁，特別認真地準備這段戲。
“我記得當時和這個同學到學校的核桃林去排練。當時天都黑了，我們演完都沒有說話，沉默了十多秒鐘。但感覺特別好，我們互相都覺得達到了我們認爲最好的程度。這時，黑暗中傳來鼓掌聲。是我們的一個師兄。他正好路過，聽見我們的對白，覺得很棒。然後還鼓勵了我們幾句。”
最後彙報的時候，康輝得了很高的分數。“那一次真是感覺自己這麼深地進入到一個角色裏去創造，人似乎真的化身爲哈姆雷特，把自己所有的情緒都調動了起來。我喜歡自我陶醉，這對你去體驗一個東西很有幫助。真讓我去演戲，可能我缺乏技巧，但我相信我會體會得很好。我從小喜歡電影直到現在，這是唯一一次讓我感覺自己像個演員那樣去體會如何創造角色，它讓我有種滿足感。”
“發聲是個技巧，但真正在實際工作中，能幫助你的不是這個技巧而是更深的一些東西。”康輝認真地說。很多人對播音有誤解，覺得播音沒什麼可學的，不就是念字的嗎？普通話好一些的人都可以做這事。“做一個好的播音員必須要有很多的創造在裏面。同樣一段文字，一個好的播音員和一個差的播音員傳達出來的東西肯定有很多的不同。放到一起一比較，很容易就能分出高下。”
對時下很多的觀念康輝特別不能理解。很多人認爲播音員地位低，而主持人的地位則是高不可攀的。播音員是念別人的稿子，是傳聲筒；主持人是自己說話，表達自己的思想，“現在很多的主持人，從事的工作和播音員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康輝委屈地說。“從我個人來說，我並不僅僅是你給我一篇稿子，我把它唸完就完了那麼簡單。我工作的8年當中，我覺得從編輯的意識或是對一個新聞工作事實的判斷也好，這8年中我也積累了很多經驗。播音員主要任務是去傳達別人編輯、採寫的東西。主持人是用更人性化、個性化的語言去表達一些想法。而現在有一些很有名氣、很紅的主持人，工作狀態也無非是拿着編輯準備好的東西念一下而已。”“主持人和播音員這兩個工作有交叉。但現在很多觀念非要生硬地去分開它們。固執地認爲主持人比播音員的位置高。這對工作沒有任何的幫助。只能造成一些障礙。”說到這些，康輝情緒頗爲激動。
康輝覺得自己“真正享受工作樂趣的時候很少”。印象最深的就是從大學時的“哈姆雷特”開始，覺得從事跟語言有關係的工作有樂趣。
工作後，在所有的直播節目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香港迴歸的那次。那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香港迴歸的交接儀式上做解說。大家看不見他，但能聽到他的聲音。但剛開始，康輝並沒有意識到工作有多麼的重要。當時康輝到香港後的情緒並不是很好，覺得分配給自己的工作並不是那麼重要、情緒比較低落。康輝記得給女友打電話時還掩飾不住自己的低落情緒，覺得自己的工作對整個直播“無足輕重”。但當天晚上直播結束後的一剎那，康輝覺得前兩天那種不好的情緒煙消雲散了。“能參與進來就不錯了，全世界的華人此刻聽到的都是我的聲音呀！”那一刻，康輝覺得這個工作帶來的那種樂趣真的是無與倫比的。
還有一次康輝做了一個關於天象奇觀的直播節目，彗星和日全食同時出現，是個千年可能才遇上的天象。那一次是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在各個地方設立不同播報點報告直播，北京設立一個總演播室，演播出來調度各個播報點。當時央視第一次以這種形式來做節目，也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爲香港迴歸做一個預演，希望在技術上還是節目整體操作上預先演習一遍，如果成功，對香港迴歸是個促進。康輝是春節纔得到的通知，距離直播兩週左右的時間，當時他的壓力是挺大的。但康輝的壓力並不是來自於這個節目，而是來自自己的壓力——這是他第一次一個人帶兩個嘉賓做節目，在這之前他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節目：時間是長達兩個小時的直播，內容是距離自己那麼遙遠的天文方面。康輝開始查資料，與嘉賓反覆交流……
之後，康輝擔任了一系列節目的直播工作：98年三峽船閘開通儀式、99年天安門50週年大慶、99年穿越天門山特技飛行、2000年老山漢墓的考古發掘、2001年的上海合作組織首腦會議、上海APEC會議等等。
1999年穿越天門山特技飛行表演中，請到的嘉賓是一位年齡比較大的搞特技飛行的老同志，平時不太說話。但康輝事先和他溝通得很好，到了直播那天，那位嘉賓發揮特別棒，妙語連珠，非常樂意幫助康輝把節目做完。10月在上海舉行的APK會議，是康輝做的所有直播中最頭疼的一次，3天之中做了7場，而且最沒有什麼規律、變化最多。幸虧和嘉賓交流得很好，最後大家都很滿意地做完了節目。
每一次的直播節目康輝都能體會到工作的快樂，尤其是帶着嘉賓一起做節目。康輝從中得到了很多的啓發。“我最有體會的是在節目中如何與嘉賓接觸、溝通，很多時候，我們變成了像朋友一樣的關係，這個時候，我們的狀態就不再是工作了，而成了你和他們之間的自然交流。這樣的狀態是一個特別舒服的狀態，因爲這時嘉賓會主動積極地向你介紹地所知道的東西，你不用太多地去調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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