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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實行黨代表任期制，並寫入黨章。這是黨的建設中的大事，也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當然，建立與健全這一制度，還需要做大量工作。筆者以爲，黨代表任期制最具意義的地方，在於這一制度背後所蘊含的推動黨內民主的系列制度設計。
一、黨代表任期制的含義與歷史合理性
黨代表任期制是指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在同級本屆代表大會期間，其代表資格始終有效(被罷免、撤換者例外)，始終可以黨代表身份從事“法定”(黨內製度規定)的相關活動。任期的時間，與同級黨代表大會的屆期是一致的。
黨代表活動的主要平臺是黨代會，因此，黨代表常任制又往往與黨代會常任制聯繫在一起。但二者畢竟不是同一概念，黨代會常任制本質上是黨內權力結構問題，二者有密切聯繫也有區別。
黨代表是否實行任期制，在各個國家並不一致。在中國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黨代表任期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一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七千三百多萬黨員的大黨，相當於世界上一個人口中等規模的國家，其內部事務的管理，就其難度和複雜性而言，不亞於一個國家。在這種背景下，很多黨內事務由全體黨員直接參與是不現實的，只能通過代表參與。二是黨長期執政，是政治體制中的領導核心，各級決策層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如何監督領導層對權力的運作，是社會的責任，也是執政黨本身的責任，由黨代表通過代表大會發揮其監督職責，是對權力監督的多種途徑之一。三是黨員是黨內的權利主體，也是黨內權力的授予者。黨代表是黨員直接委託、授權的第一層次的被委託者，代表的是廣大黨員的意志。由代表大會選出的黨的委員會，是黨的第二層次的被委託者，常委會及書記由委員會選舉產生，是第三層次的被委託者。由此可以看出，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在理論上應是黨內的最高領導機構。但在過往的中國政治生活中，黨代表大會只是在大會召開時起到討論報告、選舉領導機構的作用，大會閉會後便無聲息，一般是常委會作爲領導機構呈現在公衆視野中。代表大會作爲領導機構的作用體現不出來，黨員的主體地位也表現不出來。因此，實行黨代表任期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改善這種局面。
黨代表任期制是在基層實踐中涌現出的事物，是伴隨着黨內民主的發展，伴隨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而出現的。其實，早在1956年八大召開時，就確定實行黨代會常任制，八大二次會議是到目前爲止黨的歷史上惟一一次全國黨代會的常任制會議。但是，在隨後的歷史中，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導致“文化大革命”這種全局性錯誤發生時，黨內不能有效地阻止這種錯誤。這些教訓給人們留下了太多的沉思。黨內民主如何制度化法制化，就成爲重要的歷史課題。1987年黨的十三大確定了把黨內民主作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切入點的大思路，從1988年開始，黨內在基層進行試點。在將近二十年的過程中，試點單位有的堅持至今，有的中途退出試點行列。但也不斷有其他基層組織自願進行試點。在企業中，也有自發地試行黨代會常任制試點的。既是黨代會常任制，在會議期間黨代表可以發揮作用，但閉會期間代表們如何活動？應該發揮什麼作用？各地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不完全相同、又有相通之處的做法，即黨代表任期制。這既是對代表的激勵，也是對代表行爲的規範。可以說，這是在黨的發展民主的既定方針下，各地基層組織的創造性發展。沒有改革開放以來的大環境，黨代表任期制是不可能出臺的。
二、黨代表任期制需要制度環境的支撐
黨代表任期制能否達到制度設計的預期效果，取決於與此相關的制度是否健全。在系列制度中，下述內容是不可缺少的：
黨代表職責規定。這是最基本的制度。黨代表的職責究竟有哪些？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爲，它既關係到黨代表的行爲導向，也關係到代表大會的作用。黨代表在開會期間的工作，在閉會期間的工作，等等，均需有規定。
黨代表基本權利與義務。其基本權利，包含有在代表大會上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對重大問題的討論與決策、對委員會和委員的質詢、罷免等權利。這些權利不應是虛化的、原則的，而應是實實在在的權利，有具體條例規定的權利。對其義務也應有明確的規定。
黨代表執行職務保障。黨代表來自不同單位，社會職業、社會身份各不相同，各自執行職務的條件並不一樣，黨組織如何創造條件讓他們執行職務，同樣是一個重要問題。一些試點單位把黨代表組成代表團，定期視察、討論，彙報工作，是多種形式之一。
黨代表與選舉人、選舉單位的關係。即黨代表與其委託者之間的關係，應是明確的授權關係，因此，向選舉人負責是理所當然的。由此衍生出系列問題：黨代表如何聯繫選舉人？如何與選舉人溝通？黨代表提出的議案是不是反映了選舉人的意志？當然，黨代表與選舉人聯繫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任何規定都不可能窮盡其具體方式，但至少應有大致的規定，即基本的規定，否則，代表當選之後，也可能會脫離羣衆，反映不出羣衆的意志。此外，選舉人對黨代表發揮作用不滿意時，在其任期未滿時能否罷免、撤換？如果罷免、撤換又如何啓動程序？等等。這方面的制度健全，才能使黨代表向選舉人負責，黨員才能具有實實在在的“主體地位”。
黨代表與委員會的關係。黨代表與委員會的關係同樣是授權關係，既包含了對委員會的支持，是委員會作爲領導機構合法性的來源，也包含了對委員會的監督。那麼，從理論上講，黨代表應該有權利和權力質詢委員會工作，罷免、彈劾委員會委員，或者要求更換委員會本身。這僅僅是理論上的推論，是由授權關係決定的。但是，在實踐中並非如此，即使在某些試點單位，也很難做到這點。這裏面既有制度的原因，也有觀念的原因。這些問題如果不予以重視，那麼黨代表對委員會的關係就不是全面的關係，其監督制約作用就不能充分體現出來。
三、幾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與黨代表制度相關聯，有幾個屬於觀念性的問題要有所突破，有新的認識，纔能有完善的黨代表任期制。
一是黨代表在討論重大問題時的表態、選舉中的投票，究竟是反映個人意志還是反映選舉人的意志？從道理上講應該是反映選舉人的意志，但在現實中黨代表是不是反映了選舉人的意志很難度量，很多情況下(尤其是在選舉領導機構成員問題上)反映的是上級組織的意圖。筆者以爲，黨代表在黨外討論重大問題、投票選舉中可以忠實反映組織意圖，維繫組織的整體形象，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實現，但在黨內，黨代表應確立反映選舉人、委託者意志的觀念，沒有這一觀念，黨代表就談不上“代表性”了，他所代表的僅僅是個人而非委託者。
二是如何看待聯名與“串聯”？黨代表提出議案、罷免、彈劾，都需要有聯名簽署，十七大還規定改進候選人提名方式，可以羣衆聯名提名和黨組織推薦相結合。而聯名必然有“串聯”，沒有一定的“串聯”是不可能聯名的。黨歷來是反對“串聯”的，視其爲小組織活動。那麼，如何區分正常的黨員羣衆聯名提名候選人、聯名提出議案(包括罷免彈劾之類議案)與非正常的“串聯”提出議案？區分的標準是什麼？都需要有相應的解釋，否則，一些聯名提案就有可能被視爲“串聯”、小組織活動而無法進入程序，黨代表的一些基本權利也無法兌現。
三是黨代表作用的發揮，取決於全黨民主的發育程度。只有在黨內民主真正有較大發展，選舉制度、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制度比較健全的情況下，黨代表任期制才能取得較好效果。反之，缺少整體制度環境的支撐，黨代表任期制的作用就難以充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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