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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
《1907年中國紀行》原版和中譯本書影
1907年收集的楊柳青年畫
阿列克謝耶夫在中國與道士在一起
阿列克謝耶夫在中國與寺院僧人合影
近代中國看天津——名人與故事
中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許多早期俄國漢學家曾爲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增進中俄文化交流做出過開創性的貢獻。
被郭沫若稱爲“阿翰林”的蘇聯漢學家米·瓦·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對中國感情很深，對中國古典文學佩服得五體投地，畢生傾心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譯著等學術成果頗豐。
從1906年起，阿列克謝耶夫曾數次來華，在天津楊柳青等年畫主產地，收集到4000多幅各色年畫、木版以及大量民俗學資料。他虛心求教於中國學者，不僅爲400幅年畫配上了說明文字，而且還憑藉其紮實的漢學功底，比較貼切地闡發了畫面寓意。這些中國民間瑰寶，如今仍分別珍藏在俄羅斯冬宮博物館、國家宗教歷史博物館、彼得一世民族學博物館等多座博物館中，成爲中俄民間友好往來的見證和載體。
漢文化魅力無窮
鉤深致遠踽踽行
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生於聖彼得堡一個工廠區的職員家庭。父親把教育兒子視爲生活的主要目的。
阿列克謝耶夫10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沒有讓他去學手藝，而是努力讓他成爲“有培養前途”的中學公費生。1898年他考入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的漢滿語專業。
當時，雖然漢學巨匠瓦·瓦西里耶夫創立的學派，已經爲科學研究中國奠定了基礎，但當時的氛圍並不足以讓年輕的阿列克謝耶夫喜歡上這一專業。許多同學都是“仕途追求者”，認爲在此學習的唯一重要課程是英語。連教師們也認爲，“抽象地研究中國，無異於虛度光陰”。可阿列克謝耶夫對學者志向的定義是“科學熱情的嚴肅性”。在完全不懂漢語文本意思的情況下死記硬背，語法沒有規則和明確的思想，毫無意義的翻譯，缺乏導論課程等等，所有這些都使他一度陷入迷茫之中，併爲“靈感隨處破滅”而苦惱。
不過，在圖書館的苦讀和在幫助他“得見光明”的師長教誨中，使他逐漸有所領悟。他受邀在皇家艾爾米塔日博物館整理中國和日本古錢藏品時，發現了銅鑄的錢幣形狀的避邪護身符，其中的玄妙使他感到力不能及。他對探尋中國民俗和民間宗教文化內涵的興趣愈發濃厚。這也是他1902年畢業後放棄進入外交部工作而留在大學的主要原因。
儘管他的這份勇氣並不被人理解，但他甘願選擇不輕鬆、沒有什麼油水的工作，且對此毫不猶豫，表現出的是可貴的學術精神。 1904年，他被派往歐洲，以期提高教學素養。俄國東方學專家鄂登堡熱情地推介了他。在大英博物館，他對豐富的東方藏品完全着了迷。對中國古代護身符的深入研究使他茅塞頓開，他開始認識到，研究中國民間文化，不僅要具備淵博的知識，還要親身接觸、直接認識這個偉大民族。
在巴黎法蘭西學院，他被著名漢學家愛德華·沙畹的博學折服。沙畹1889年曾任職於法國駐華使館，1893年任法蘭西學院教授，後又主編東方學雜誌《通報》。沙畹對中國古代藝術史、對赴西域取經的漢僧、對西突厥史等均有研究，還翻譯過《史記》。阿列克謝耶夫認爲，“做沙畹的學生是一種永遠願意體驗的美好享受。”
1906年秋，完成了要在中國獲得新生的8年準備期，阿列克謝耶夫開始了在中國的學習生活。
在北京，他制訂了廣泛的學習計劃，向4位中國先生求教，塌下心來閱讀古典文獻，每天學習時間長達12小時，幾乎連寫信的時間都沒有。這雖然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但他一點也不鬆懈，以特有的熱忱癡迷於收集資料中，並將其變成學術研究活動中最主要的方向之一。
對他來說，一個巨大的吸引力，就是春節前看到的北京街頭售賣的叫做年畫的彩色木版畫。強烈的學術危機感使他感到，必須搞清楚這種鮮活的豐富的實物資料，否則今後在系統研究時可能沒有任何文獻可供參考。他的先生們甚至請到不識字的老嫗來詮釋年畫畫面中的奧妙。於是，他也有了幹不完的工作——收集民間口頭文學、參觀廟宇、收集街頭題字、與下層人士交流。
晚年在回顧自己這段經歷時，阿列克謝耶夫認爲，這讓他在思維方式和文學修養上取得了“決定性的轉折”。這種轉折看來是痛苦而艱難的，但最後總是幸福的。
專程考察楊柳青
收集年畫興致濃
1907年，阿列克謝耶夫在北京遇到了他的老師、法國漢學家沙畹教授。師生二人一拍即合，他們僱傭攝影師、拓印師、僕役等，組成了考察團，花了5個月時間，對中國內地5個省份進行文物考古活動。搜求精美年畫，就是此行的一大收穫。
他在《1907年中國紀行》一書(中譯本已由天津的俄國曆史專家閻國棟翻譯出版)中，對這段“可貴的閱歷”進行了詳細記載。
1907年5月30日，他們乘火車到天津。“這是一座巨大的商業港口城市，有許多租界，同莊嚴的北京城相比，其繁華程度讓我們吃驚。到處可以看到歐洲人。”他們先坐有軌電車，再坐人力車，來到三岔河口沿大運河乘舟而行。他們用漢語與船伕和船上的人們愉快地交談起來，這些天津平民驚奇地說，“太奇怪了！我們見過的外國人，要麼對你推推搡搡，要麼就打你，想方設法欺負你，而你們卻能跟我們好好說話。原來也可以這樣啊！”在交流中，阿列克謝耶夫冒失地說，“帶這麼重的行李上船會淹死的。”一位船伕只是嚴肅地迴應了一句“多不吉利的話呀”，就緘口不語了。兩個友好的“洋鬼子”，得到了大家的寬容，但是阿列克謝耶夫卻當了真。他在尷尬之餘，表示非常願意對中國語言文化中的忌諱現象進行研究。
當天，他們就來到著名的中國北方年畫生產地——楊柳青。“這裏的年畫題材非常豐富。”阿列克謝耶夫感慨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一樣，用如此樸實無華的圖畫充分地表現自己。”
他認爲，中國年畫巧借色彩和畫面反映了中國窮苦百姓對幸福生活的強烈渴望。年畫深入百姓生活，與他們全部的生活內容和諧一致。其情節能夠被所有不識字的人理解和青睞，成爲一種千年時尚。走進一家作坊，他的“胃口”大開，買了許多。店主臉上露出極爲疑惑的表情——外國人不僅知道年畫，而且還能用行話說出其內容，真夠離奇的。沙畹就是此時受到阿列克謝耶夫的影響，開始收藏中國年畫的，兩年時間他共收集了200餘幅中國年畫帶回法國。(1978年，法國漢學家艾利阿斯伯格曾將沙畹藏品中的一部分編輯成冊並出版。)
第二天，他們經過一個村子時，看到一座廟宇高高聳立，原來這是一處送子娘娘廟。與沿途看到的許多風物一樣，這也引起了他們的很大興趣。周圍是碧綠的田野，每塊耕地都經過了精耕細作，讓人心曠神怡。阿列克謝耶夫停下腳步，“久久凝視着這一動人的場景”。來到獨流鎮，他們入鄉隨俗，也用大碗喝茶。同船的一位老太太向他們介紹：“現在，我們這裏的風俗‘開通’了，女人不怕男人，也可以相互攀談，與你們外國人一樣了。”在天津一家日本人開設的學校就讀的其小孫女，還給他們唱了一首經過改編的中學生愛國歌曲。晚上，滿天星斗，他們繼續乘船靜靜地南行，與阿列克謝耶夫混熟了的船伕，問他星星是什麼東西。他耐心地講解着，船伕聽得聚精會神，似乎有些明白了。
探賾索隱漢學通
爬梳剔抉不了情
中國年畫在研究民間文化以及民俗學方面有很高的價值。俄羅斯聖彼得堡埃爾米塔日博物館、莫斯科東方民族藝術館、普希金造型藝術博物館等10個博物館共收藏中國年畫約7620幅，這也是他們幾代人努力搜求的成果。阿列克謝耶夫則是收集中國年畫數量最多的漢學家。
從1906年到1912年，他數次來華，在天津楊柳青、山東濰縣、蘇州桃花塢、河南朱仙鎮、靈寶以及上海、廈門、汕頭、廣州、佛山等地，收購到年畫4000多幅。他還收集了大量民俗學資料，如搖籃曲、盲人說唱唱段、民間傳說、碑銘、牌匾、告示、祭文、瓦當、信箋、漢畫像石拓片，還包括民間的工藝、圖章、毛筆、紙張等。他的涉獵如此廣泛，足見他已經把全部身心都傾注到中國文化中了。
當時，中國缺乏有關他研究課題的文獻資料，少量的參考書，也是既無註釋也無索引，可以想見他的研究難度有多大。但他善於積累，善於用傳統證據來彌補這些不足。他尤其對中國年畫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廉價的粗糙的年畫中，洞察到了中國“深厚的民族傳統”和文化積澱。他認爲中國民間藝術的精華是與高雅藝術相通的，民間藝術往往是幾近完美的，年畫就是一個例子。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觀點。
阿列克謝耶夫1910年回到聖彼得堡後不久，在地理學會舉行了爲期一個月的大型中國年畫藏品展覽會。他每天爲觀衆耐心講解，撰寫普及文章。他曾發表長篇論文《從年畫和護身符看中國符咒形象的若干主要類型》。1911年起他還在俄羅斯各地和其他國家多次舉辦相關的講座和展覽。
1916年阿列克謝耶夫獲得了碩士學位，1918年擔任彼得格勒大學教授，翌年獲博士學位，1929年當選蘇聯科學院院士。他長期在聖彼得堡-列寧格勒大學、莫斯科東方學院等任教和工作。在繼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之後，是他把俄蘇漢學推向新的階段，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形成了新的漢學教學和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形成一個蘇聯漢學學派，是列寧格勒學派一個主要代表人物，他培養了一大批對中國、對中國文化、對中國歷史有研究、有成就而且在道德品質方面高尚的人。費德林、艾德林等當代知名漢學家都是他的學生。他曾對他的學生們說：“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中國人當作一個民族學研究對象來解釋，要平易近人、真心實意地對待他們。”
1934年，我國著名畫家徐悲鴻先生到列寧格勒講演、辦畫展，他見到這裏收藏的大批中國年畫後，很是驚歎。阿列克謝耶夫陪同他做了多次有關中國繪畫的講演。那時，蘇聯人對中國的國畫很不理解，阿列克謝耶夫就從中國的風俗習慣、民族特性等視角來解釋中國繪畫的藝術品質，這使徐悲鴻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的畫展非常成功。蘇聯藝術家們還送給徐悲鴻一些珍貴禮物作爲報答。
阿列克謝耶夫一生譯著甚豐，翻譯了很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都曾產生深遠影響。其著作包括《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的〈詩品〉》、《中國文學(論文集)》、《中國風情錄》、《東方學》、《中國古典散文》、《中國民間年畫》、《中國財神》等。他翻譯、作序的幾種《聊齋志異》故事集曾多次再版。在他謝世15年後的1966年，裝幀精美的《中國民間繪畫——中國民間繪畫所表現的救中國的精神生活》一書出版並搶購一空，彌補了他生前沒有機會出版着色的中國年畫畫冊的遺憾。
阿列克謝耶夫生前曾說，“我看到了中國的生活，體驗了與中國人交往的快樂。這些人彷彿離我們很遙遠，但如果你善於與他們接觸，就會感到很親近。中國以資深的文化回答了人類智慧爲之痛苦的大量問題。這裏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歐洲沒有，俄羅斯沒有，能夠牢牢把握這兩個世界的人是幸福的。”
臨終前，阿列克謝耶夫在回顧漢學研究的經歷時，他深情地寫道，“我做過一點事情，那是我生命的依託。”
在他的墓碑上還有“不慍”兩個漢字，孔子說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從這兩個字裏便透露出阿列克謝耶夫理解中國文化的深邃思想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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