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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臺灣《新新聞》刊文《李遠哲陷在狹隘的本土觀之中》指出，李遠哲輕忽了一項極爲重要的個人因素--對於他在2000年所導致的八年來的影響，並沒有敏銳的認識，乃至於竟想再做一次期待某個政客的事。 以下是該文摘要： 李遠哲受訪的談話讓謝長廷陣營中的人都覺得“意外”，這“意外”二字用得好，那表示，他們沒想到李遠哲還會再幹一回2000年同樣的事，他們沒想到他居然並沒有從那一次的經驗中學到教訓。 自從謝長廷往見李遠哲意圖尋找支持而碰壁後，謝陣營應該領教到李遠哲“不二過”的心情，儘管不免尷尬，倒也不敢再期望他舊戲重演。“意外”，其實是何等深刻地用另一種方式表達了對李遠哲的批判：他怎麼竟然會這麼笨！ 顯然，李遠哲自己的智慧不夠，他也沒找些稍有頭腦的人交換意見，而那位訪問他的日本記者，更不會(當然也不必)在訪談中與他細細商榷。那就難怪一片罵聲了。 罵他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他會對選舉產生多少影響——當一件事情被過度使用的時候，效用自會遞減，而遞減的速度又與不同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他之所以受到批評，是因爲他一直沒有進步，使人失望到不行。 做爲一個具國際高度的知識分子，若想對時勢表達具有影響力的看法，內心反覆咀嚼的功夫則不可省略。這種所謂“反芻”的功夫就是要訓練自己與不同的聲音對話，甚至與個人的經驗對抗，纔可能提煉出獲得普遍接受的終極製品。 唯其體驗到過去的壞，更要將此種深切的體驗轉換到對今天的企求，不容今天以任何形式重演，亦不容今天產生新的惡。因此所支持與反對的絕不是哪個政權或政客，而是更須認識到如今的新一代是否在明天有着今天所給予他們的痛苦回憶，有如自身過去所經歷過的一樣。 不幸李遠哲的感官處於停滯狀態，放大了過去的壞，縮小了今天的惡，未足夠地把對過去的不滿用之於對今天的要求。並且還輕忽了一項極爲重要的個人因素——對於他在2000年所導致的8年來的影響，並沒有敏銳的認識，乃至於竟想再做一次期待某個政客的事。 他一方面說如今他說的話已沒有什麼人要聽(指他支持誰)，一方面卻仍要說——豈不矛盾？一方面既然知道說什麼話沒人要聽，一方面卻不設法讓自己說的話使人比較愛聽——非常不自覺於應該彌補些什麼(比如多多少少認個錯)。 正由於同樣的不自覺，他又一次觸及了他並不在行的話題，而剛剛好呼應了某個政黨的選舉語言，越發明顯表達了他的政治傾向。 就算他有權利也有必要表達政治傾向，可是他不周延的談話完全忽略了，民主的好處是快速地變動不居，選舉就是在短短几年裏選擇誰上誰下的方法，“制衡而分裂”還是“獨大而有效”完全取決於人民的感受與需要，除了“誰適合代表談？”這個命題之外，還有一個“誰才能談得起來？”的命題，以及，臺灣社會的民主與監督力已趨多元，早非以往的時代可比等等。 對於這些可參考或可討論的面向，他都用權威式的語言一律規避，落入簡單而不細究的個人結論，不啻在爲特定當事人的訴求添磚加瓦，這究竟是大學者該做的事，還是淪爲政客的助選員？ 這正是令人傷痛的原因，活生生的一個諾貝爾獎得主一再證明，他其實深陷於狹隘的本土觀之中，卻自以爲是地老想發揮錯誤的影響力，直到把自己糟蹋殆盡爲止。真是何苦啊何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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