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在我國文學界是一位富有才華的詩人。抗日戰爭期間,他懷着滿腔的愛國熱情,投筆從戎,成爲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的一名戰士。 郭小川當過王震的機要祕書,參加過南泥灣大生產運動。在那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他一手拿槍,在戰場上英勇拼殺;一手拿鎬,揮汗開荒種田。同時,他憑着一腔熱血和豪情,創作了許多充滿革命激情、膾炙人口的詩篇,成爲戰場上響亮的戰鬥號角,鼓舞着戰士奮勇殺敵。人們親切地讚譽他爲“戰士詩人”。 新中國成立後,他繼續奮筆寫詩,熱情歌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光輝成就,很快成爲新中國文藝界一顆光彩照人的明星。 然而,在隨後共和國的政治風雲裏,郭小川的命運卻跌宕起伏。在短暫的人生征途中,他先後經歷了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57歲時,便英年早逝,令人極爲惋惜和痛心。 在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高潮中,被迫承認錯誤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特地選調了一批經過革命戰爭考驗的文藝創作骨幹,先後到中央宣傳部加強文藝創作的領導工作,繁榮文學事業。著名作家丁玲奉命擔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也被選調到該處擔任負責人。 1955年,我國文藝界開展文藝思想大討論,大家積極發言,各抒己見。 丁玲、陳企霞等在大討論中暢所欲言,大膽陳述個人觀點。由於在一些問題上,與中宣部、文化部領導人的觀點有分歧,結果被上綱上線,錯誤地定爲“丁、陳反黨集團”,遭到大批判和鬥爭。 當時,郭小川年僅35歲,政治熱情很高,組織紀律觀念很強。在一次批判丁、陳大會上,他積極響應領導號召,踊躍發言。由於發言慷慨激昂,言辭尖銳,旗幟鮮明,鬥爭性強,很受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欣賞,他讚揚郭小川的發言很有戰鬥力。周揚、林默涵等也認爲郭小川有朝氣、有才幹,是左派人士。事後,經過黨組織研究,決定將郭小川從中宣部文藝處調往作家協會擔任祕書長,以加強作協的領導力量。 第二年,郭小川晉升爲作協黨組副書記,從此工作任務更重,責任更大,面臨的難題更多。 最讓他感到頭疼的難題,是當初那樁“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因爲,曾經受到錯誤批判、處理的丁玲等人,始終認爲過去對他們的批判、處理不當,不斷找郭小川申訴,反覆要求複查、甄別、平反。郭小川無權決定,只得如實提請作協黨組和中宣部研究處理。 中宣部和作協黨組經過反覆研究,決定成立以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張際春爲首的調查組受理此事。通過認真分析、研究,調查組初步認定:丁、陳二人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不是反黨集團。調查組將複查結論初稿交作協黨組討論,作協黨組讓郭小川對初稿加以推敲、修改。 對郭小川來說,這是大難題和苦差事。因爲“丁、陳反黨集團”當初是中宣部和文化部主要領導定的調子,如今查明不是反黨集團,又讓作協黨組提出修改意見,明顯是矛盾下放。 複查結論如何措詞,確實讓郭小川傷透了腦筋。 加之,郭小川一年來在作協機關通過工作實踐,深感文藝界歷史上有許多錯綜複雜的恩恩怨怨,也發現現實情況並不像當年批鬥大會上說的那麼嚴重。此時此刻,他開始冷靜、理智地思考問題,認爲必須接受歷史的沉痛教訓,慎重處理丁、陳二人的問題。 他曾經反覆琢磨:既然反黨集團的帽子成立不了,那隻能換頂宗派主義、自由主義的帽子,也許上面好通過。 經過字斟句酌,反覆推敲,終於爲丁玲等人寫了一個犯有“宗派主義、自由主義”的甄別結論。誰知送到中宣部審查,通不過。郭小川頓時陷入困境。 不久,在一次討論會上,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周揚聽到有人提出有關丁玲等人的“向黨鬧獨立性的宗派主義”一詞,頗感興趣,示意郭小川按這一折中用語修改結論。郭小川領會精神,如釋重負,迅速照辦,並在結論草稿裏順理成章地提出向丁玲等人道歉。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1959年,廬山會議掀起階級鬥爭新風暴,全黨轟轟烈烈掀起了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高潮。各單位積極響應號召,紛紛上掛下聯,深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化系統當然也不例外,作協黨組竟然把郭小川同彭德懷掛上了鉤,開展重點批判。罪名是:在複查“丁、陳反黨集團”中“經不起考驗”,“形勢發生變化時,由搖擺不定走向右傾”。 郭小川有口難辯,苦不堪言。1959年11月底,他被迫在作協12級以上黨員幹部會上作檢查,違心承認:“我寫的丁、陳結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文件,我不僅把丁、陳的反黨罪行說成是宗派主義、自由主義,而且還要黨組織向他們道歉。” 兩年前,他利用業餘時間,嘔心瀝血創作了一首長詩《一個與八個》,主題是寫張國燾肅反擴大化時,混淆是非,把一批好同志視爲敵人關押審訊。後來,一次遭遇白匪進攻,被關押的同志奮起英勇抵抗,大部分同志壯烈犧牲,只有幾個人死裏逃生。郭小川十分慎重,詩歌草稿完成後沒有急於發表,而是送著名詩人徐遲、臧克家等人過目,徵求意見。他們都讚不絕口,說是好詩。半年後,他才小心翼翼地送文化部領導審閱,渴望領導指示。周揚一直未置可否,只是說有人不贊成這類題材。 然而一年多後,全國階級鬥爭高潮重新來臨,到處大批彭德懷的“萬言書”。作協機關乘機把這篇並未公開發表的詩稿,趕緊打印出來,作爲反面教材散發,並且開了大小批鬥會七八次,批判郭小川“配合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有的領導人甚至說:“簡直不敢相信,這會是反右鬥爭中的作協黨組副書記寫的!”“如果當時發表了,可能劃爲右派分子。” 作協黨組也嚴厲指責:“郭小川的錯誤是對黨的關係長期不正常,有嚴重個人主義、名位思想。在反右鬥爭中有過右傾妥協的錯誤,在日常工作中有放棄政治領導的右傾表現,在創作思想上有嚴重錯誤,幾次檢查均不深刻……” 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郭小川表面上承認:“這是嚴重的顛倒黑白,污衊了黨,歪曲了黨的政策。”但內心一直想不通,也不服氣。他徹夜難眠,後悔當初不該同意調到作協工作。 當時,他曾經暗中找熟人關係,想設法脫離這個複雜的環境,願意到湖北王任重書記或廣西劉建勳書記手下工作。 王任重熟悉郭小川,欣賞他的才華,願意接納他,曾勸文化部領導放他一馬,讓郭小川到湖北省委當祕書長。 結果令郭小川傷心的是,事情傳出去後,不僅工作沒有調成,反而罪加一等,竟被無端批判爲:“揹着領導搞非組織活動,不願做黨的馴服工具,和黨離心離德。” 郭小川再次忍氣吞聲,違心地表示:“努力改造自己,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努力做黨的馴服工具。” 毛澤東表示應給郭小川“以絕對的自由”。之後,人們對郭小川開始刮目相看 1960年春,中央領導人要求全黨加強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黨內原先緊張的政治氣氛開始緩和。 當時有人曾把詩人郭小川受批判一事傳到了毛澤東耳邊。他表示“應給這個善於思索、富於幻想、熱愛祖國的詩人、公民、黨員、老戰士以絕對的自由”。 毛澤東的幾句話,馬上起了作用,作協對郭小川的批判立刻草草收場,不了了之。此後,既沒有人讓他寫檢查,黨組織也沒有處分他。一夜之間,人們又開始對他刮目相看了。 七千人大會後,周揚親自找郭小川談心,讓他消消氣,好言勸說他留在作協工作,不要調走。 1962年6月,作協又以黨支部名義向郭小川道歉,正式承認當初對他的批判不當。 這些做法,雖然讓郭小川受傷的心靈稍有寬慰,但昔日留下的內心傷痕畢竟太多、太深,短時間難以磨平。他仍然執意要求調走,希望尋找一個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空間。 1962年10月,經多方努力,郭小川的政治生涯重新出現了轉機。 在胡喬木的幫助下,郭小川終於如願以償地離開了讓他痛心不已的作家協會,到人民日報社當了一名普通的記者。 不久,他的老領導、農墾部部長王震邀其隨行,先後赴東北林區和北大荒墾區考察。 王震瞭解郭小川,器重他的才華,鼓勵他振作精神,不要灰心;囑咐他深入基層,廣泛接觸先進人物,細心體味他們的模範事蹟、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蒐集生動的素材,準備創造優秀的文藝作品。 隨後,王震又帶他南下福州、泉州、廈門、漳州。這期間,郭小川還專門深入上海警備區南京路上好八連,採訪他們的先進事蹟。事後,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長篇通訊報道《崇高的革命品質》,熱情歌頌南京路上好八連。接着,他又風塵僕僕隨王震飛往大西北,考察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生產情況。 郭小川隨同王震部長走南闖北,大大開闊了視野,處處感受到廣大工農兵羣衆戰天鬥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漲熱情。工農兵羣衆火熱的戰鬥生活,讓他激情滿懷,大大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他曾先後發表了《東北林區》、《廈門風姿》、《崑崙行》等優秀通訊、詩歌、散文。 郭小川的作品文筆優美,情節感人,寓意深邃,充滿政治豪情,在國內外引起震撼。胡喬木曾向中央領導熱情推薦他的詩篇《廈門風姿》,甚至親自到郭小川休養處探望,相互探討文藝創作問題。 作爲一名戰士詩人和著名記者,郭小川當時在寫作生涯上開始進入另一個輝煌時期。大型歌舞《東方紅》劇組熱情借他參加寫部分解說詞;八一電影製片廠也不甘落後,特地邀請他撰寫《軍墾戰歌》影片的解說詞。頓時,他成了新聞界和文化界的大忙人、大紅人。他曾隨《人民日報》副總編安崗到大慶油田採訪,撰寫了大慶油田《怎樣突出政治》等著名通訊,影響很大。1965年,他又深入採訪了中國乒乓球隊莊則棟等運動健兒,寫了另一篇著名的通訊報道――《小將們在挑戰》,《人民日報》和《體育報》同時在顯著位置發表。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風浪驟然而起,各單位開始劃分黑線、紅線人物,揪修正主義分子。因爲郭小川的作品一向注意“突出政治”和“高舉紅旗”,充滿政治激情,適合當時時代潮流和政治氣氛,他十分幸運地被人們讚譽爲“紅色戰士詩人”,列爲紅線人物,並未受任何衝擊。 然而好景不長,隨着政治運動向縱深發展,文藝界、新聞界根據“中宣部是閻王殿”的指示精神,興起“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的高潮。一天,人民日報社突然有人把郭小川同“中宣部閻王殿”聯繫起來,貼出大字報,強烈要求:“把文藝黑線周揚的黑干將郭小川揪出來示衆!” 接着,他被隔離審查,遭到了無情的批鬥、抄家,責令寫交代材料。然後,被作協機關造反派揪回去監督勞動,被勒令打掃廁所。 隨後,他被送往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改造,繼續接受審查。 郭小川雖然身陷困境,但仍然充滿政治熱情。他富有浪漫、思索的性格並未改變,勞動之餘依然不忘詩歌創作。 一次,他將寫的詩貼在牆報上,歌頌長江邊上的五七路。詩中說:“我們劇烈跳動的心臟……直通着偉大祖國的心臟……北京街頭。”“左”得出奇的軍宣隊,突然感到詩裏有階級鬥爭新動向,荒唐地認爲郭小川“不安心勞動改造,夢想回北京搞復辟”。於是,立即組織羣衆開展大批判。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弄得他哭笑不得,又奈何不得。 郭小川畢竟是有社會影響的知名詩人和記者,名聲在外。他在咸寧“五七”幹校勞動的消息,很快就傳到武漢軍區,引起軍區政治部的莫大興趣。 1971年,武漢軍區政治部派人到咸寧“五七”幹校,提出借郭小川到軍區幫助寫《前進在五七道路上》影片的解說詞。 從此,郭小川開始安靜地住在軍區招待所裏,盡情享受人身自由,放飛詩人的心情,讓自己儘快進入創作境界。 郭小川在咸寧“五七”幹校勞動過,既有走“五七道路”的真情實感和切身體會,又有詩人飽滿的激情和豪邁的語言。撰寫《前進在五七道路上》電影解說詞,對他來說並非難事。他沒有辜負武漢軍區的殷切希望,不分晝夜、廢寢忘食地埋頭寫作,很快就圓滿完成了創作任務。影片放映後,解說詞一炮打響,轟動軍內外。 各大軍區羨慕不已,都從“借調”經驗中獲得了啓發,爭相效仿,紛紛派人到文化部“五七”幹校借調郭小川。蘭州軍區曾千里迢迢從大西北趕到湖北,熱情借調郭小川遠赴蘭州幫助創作影片解說詞。事後,還在影片上署上郭小川的名字,既表示尊重之情,又借名人效應擴大對外宣傳和影響。 瀋陽軍區和長春電影廠聞訊後,不甘落後,也來借調郭小川。 江青尖聲責問:“郭小川到處亂竄,有沒有人管他?!” 正當郭小川創作上處於新高峯時,等待他的竟然又是意想不到的可怕深淵。 1971年的一天,江青要看電影。工作人員不敢怠慢,趕緊爲她放映各大軍區新拍制的紀錄片。她看着看着,突然發現銀屏上出現了郭小川的名字,不禁勃然大怒,尖聲責問:“郭小川到處亂竄,有沒有人管他?!” 這句話一傳出,各大軍區都驚慌失措。從此,對郭小川的態度立刻大大改變,原先尊爲貴賓,如今敬而遠之,誰也不敢接近。郭小川很敏感,發現軍隊幹部接待態度和周圍氣氛突然出現新變化,深感情況不妙。於是自覺收拾好行裝,悄悄返回湖北咸寧“五七”幹校,繼續埋頭勞動,接受審查。 郭小川爲人一向正派,作風樸實,羣衆關係好,歷史又清白,幹校專案組查來查去,並未找到任何歷史和現實問題。最終,宣佈恢復郭小川的黨組織生活,郭小川政治上獲得瞭解放。“文化大革命”期間,首都新聞界、文藝界關心郭小川政治命運的人一直很多。這一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國家體委機關,《體育報》的同志精神爲之振奮。大家知道郭小川過去報道運動健兒十分成功,人才難得,決定借他到《體育報》幫助工作。 日夜盼望恢復寫作自由的郭小川一回北京,顧不上休息就馬上投入工作。他一如既往、滿腔熱情地認真採訪,精心撰寫新聞通訊。 1973年,他撰寫的長篇通訊《笨鳥先飛》在《新體育》雜誌上發表。不久,他寫的《萬里長江橫渡》長詩,又在《體育報》上發表。 當時,全國上下高度關心我國體育事業,到處掀起一股體育熱。兩篇文章恰好都適時熱情歌頌我國體育健兒的光輝業績,順乎時代潮流,一鳴驚人。 誰知這又激怒了江青,惹起了新麻煩。江青原以爲上次在釣魚臺發火以後,郭小川已銷聲匿跡。然而,一年後發現他又登上新聞舞臺,而且居然連續發表文章,風光一時。江青豈能容忍?她怒氣沖天,甚至認爲郭小川不是孤立的人物,認爲他與高層走資派有聯繫。他的出現,表明“走資派還在走”。於是,江青再次下令,追查郭小川是怎樣被借到北京國家體委去的,並指出“郭小川是修正主義分子”。 《體育報》一聽嚇了一跳,原來還準備讓他寫關於莊則棟報道的續篇,現在只好放棄計劃。不久,文化部根據江青的緊急指示,勒令他迅速返回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再次接受審查。 前幾年幹校幾經審查,本已宣佈郭小川沒有問題,恢復了他的組織生活,如今怎麼又突然重新隔離審查呢?正當郭小川迷惑不解時,專案組已根據江青的旨意,將郭小川同垮臺的林彪集團掛在一起,着重要他交代與林彪、葉羣的關係。這簡直讓郭小川哭笑不得。 原來,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學習時,曾經與葉羣有過一般往來。後來,因爲大家都奔向戰場,天各一方,雙方再無任何聯繫。 1949年,林彪率四野部隊進軍武漢,葉羣也抵達武漢,被安排在中南局宣傳部工作。恰巧當時郭小川也在那裏,他們又有過短暫的共事時日,後來相繼走向新的工作崗位,沒有任何聯繫。 1960年國慶節,他們分別多年後在北京天安門觀禮臺偶爾相遇,曾有過一些交談。 後來,不知何年何月,葉羣在她的筆記本上寫了“文藝問郭”四個字。這個“郭”指何人,誰也鬧不清。 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江青認爲這個“郭”,可能就是郭小川,因此指示專案組嚴厲審查。更荒唐的是,他們竟然認爲郭小川一首詩中“嶄新嶄新的太陽”是歌頌林彪。 於是,郭小川被莫名其妙地再度推入困境。他知道這是江青利用“九一三”事件借題發揮,企圖嫁禍害人,所以他心地一直坦然。專案組查了一段時間,因查無實據,只好不了了之,同意讓郭小川暫時回北京看病。 面對如此複雜多變的政治風雲,郭小川心煩意亂。無奈中,他在北京看病期間,通過祕密渠道向老領導王震寫信,袒露自己難耐的憂鬱。 王震十分同情這位部下的不幸遭遇,有心提供幫助。 王震與紀登奎副總理通氣商量後,多次悄悄找郭小川談話,出主意要他給中央寫正式報告:要求從湖北“五七”幹校轉到女兒插隊的河南農村長期落戶,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力爭在改造中爲黨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郭小川立即照辦,一份報告直送中央。 1974年1月10日,紀登奎在郭小川的報告上批示同意,並讓中組部爲他辦理調動手續。一次,國務院開會,紀登奎對王震說:讓郭小川到河南農村去鍛鍊,我已同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勳說了,讓他安排。 事後,王震讓祕書伍紹祖將有關材料立即轉往河南省委。同時,又找郭小川談話,動員他迅速離開北京,到河南農村去避風,免得夜長夢多,又讓“四人幫”抓辮子,找麻煩。 此時,“四人幫”正在緊鑼密鼓地加緊策劃奪權行動。這年3月,郭小川尚未來得及辦理調動手續,“四人幫”就急令文化部於會詠責成他返回湖北咸寧“五七”幹校。隨後又在內部刊物《文化動態》上刊登《修正主義分子郭小川的復辟活動》。江青批示組成專案組對郭小川進行審查。 年僅55歲的郭小川回到幹校,立即被隔離審查。但這時幹校的政治氣氛已因林彪集團垮臺有所鬆動,羣衆對階級鬥爭的做法已經厭倦,批鬥郭小川的會議有氣無力,完全喪失了原有的戰鬥力。 1974年底,中央指示解散“五七”幹校,文化部咸寧“五七”幹校匆忙收攤,大部分人回北京分配工作。但郭小川例外,他被從咸寧“五七”幹校直接轉移到天津靜海縣幹校繼續審查,行動受到監控。好心人偷偷囑咐他:平時不要外出,少講話,不要寫東西,免得又惹是生非。 於是,他在天津靜海縣團泊窪幹校整天滿腔愁雲,過着一種孤寂、憂傷的日子。 爲避免“四人幫”抓辮子,紀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儘快離開北京到外地避風 不久,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接着又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協助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全國政治環境出現新的氛圍。天津靜海乾校對郭小川的監管逐步放鬆,家裏人可以來幹校與他團聚交談。他重新感受到了家庭的溫暖。 1975年國慶節後,中央專案組突然派人到幹校,向他宣佈審查結論。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往日專案組總是瞪着眼珠,拍着桌子,喊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逼他交代問題。如今卻和顏悅色地宣佈:經審查一切沒有問題。不僅沒有留任何尾巴,而且連缺點、錯誤這類的字眼也沒有。更讓他吃驚和興奮的是,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還在審查結論上批示:由國務院政工組安排工作。實際上,紀登奎是藉此機會迅速將他調離“四人幫”控制的文化部。 郭小川一身輕鬆,愉快地返回北京。第二天,他立刻匆匆去見老首長王震。時任副總理的王震,看到老部下終於擺脫了重重審查,獲得自由,大大鬆了一口氣,馬上握住他的手錶示祝賀。 不久,王震又安排郭小川在中南海與紀登奎見面。郭與紀早就認識,是老朋友,兩人交談時湊巧見到了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等幾位副總理。因毛澤東當時正批評“四人幫”對電影《創業》“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不利於調整文藝政策”。還批評文藝界“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文藝批評”。所以,幾位副總理就向郭小川瞭解文藝界的情況。郭小川如實談了對文藝現狀的看法。國務院領導當時已正式批准郭小川調離文化部,故而安排郭小川到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住下,並配備了專車供他使用。 “四人幫”儘管受到毛澤東的連續批評,但他們並不收斂,總在尋找機會,加緊向黨內健康力量發難,當時的政治鬥爭形勢不容樂觀。因此,紀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儘快離京,到外地避風,免得引來不必要的麻煩。起先讓他到河南,然後去湖南、廣東農村搞調研,並且特意囑咐他萬萬不要到“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去。後來,因鬥爭形勢出現新情況,又緊急通知他只能在女兒插隊的河南林縣活動。這樣名正言順,不致讓“四人幫”挑起事端。 郭小川離京時,王震再次約他面談,囑咐他在下邊言行謹慎,少講話,少接觸人,等候時機,聽從安排。 林縣位於太行山東麓,乾旱缺水,那裏的人民艱苦奮鬥,戰天鬥地,修建了著名的紅旗渠,享譽海內外。省委書記劉建勳按中央指示,向縣裏打了招呼,所以郭小川一到就受到熱情接待,被安排在接待外賓的招待所吃住。他心情舒暢,精神愉快。 加之,當時文藝界有些作家被安排在林縣紅旗渠搞創作、體驗生活,郭小川和大家在招待所的餐廳裏一起就餐,有說有笑,慢慢地就放鬆了警惕,言行不大謹慎。 有一次,他曾向北京電影製片廠攝製組的朋友,閒談江青過去的私生活,說毛澤東最近批評過她,還說鄧小平同她有矛盾、有鬥爭等等。 在林縣體驗生活、搞創作的老作家華山,富有政治鬥爭經驗。他爲人一向謹慎,對此極爲敏感,不禁暗暗爲郭小川的言行擔憂。有一次,他實在忍不住,就對口無遮攔的郭小川大發脾氣:“你對年輕人瞎說什麼?捅出去就得掉腦袋的!” 果然,不出華山所料,不久從中央到地方都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大力追查所謂政治謠言。郭小川嚇得直冒冷汗,後悔沒有按王震的要求謹慎從事,給自己和別人添了麻煩。 他連夜給一位好朋友寫信,叮囑對方趕快把自己不久前寫的信燒掉。因爲郭小川在信上寫道:“如果他們(指"四人幫")上臺,我會上太行山打游擊。我相信我拿槍桿子,絕對不比拿筆桿子差!” 聽到“四人幫”垮臺的喜訊後,郭小川卻不幸遭遇了火災 1976年1月8日,全國人民敬愛的周總理不幸病逝。郭小川悲傷得肝腸寸斷,在林縣招待所裏失聲痛哭。他淚流滿面,整天不思茶飯,擔心“四人幫”會乘機把鄧小平等趕下臺。 周恩來追悼會那天,他緊緊抱着收音機,細心收聽實況廣播,密切關注着時局變化。當聽到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悼詞時,他那顆久懸的心方纔落地,然後長嘆一聲:“小平同志沒有事了!” 夜裏,他伏案寫了《痛悼敬愛的周總理》紀念文章,接着複寫、油印數十份,郵寄給親朋好友。那時,全國政治氣氛相當緊張,“四人幫”正在興風作浪,好心人勸他不要印,不要寄,不要出聲,靜觀事態發展。他卻不以爲然,堅定表明:“我就是要這樣,這是我的聲音,我的態度,你們別管!我這條命,過去打仗時沒有丟,現在就得幹!”大家佩服他的英雄氣概和骨氣,同時也爲他的冒險舉動捏一把汗。 在全國爲周恩來治喪期間,“四人幫”卻百般阻撓羣衆的悼念活動。首都羣衆忍無可忍,4月5日,“天安門事件”爆發。郭小川的女兒郭嶺梅冒險到天安門廣場抄錄了許多悼念周恩來的詩詞,連夜乘車匆匆趕到林縣,送給爸爸看。郭小川如飢似渴地閱讀詩詞,心裏十分擔憂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 那時,他吃不下,睡不着,神經嚴重衰弱。沒幾天,終於積鬱成疾,住進了醫院,長達半年之久。 這期間,又遇上朱德、毛澤東兩位偉人相繼去世,他更是痛上加痛,傷感之極,整天沉浸在無盡的悲痛之中。連續不斷的精神打擊,使年僅57歲的郭小川突然變得無比衰老。他舉步維艱,行動緩慢,病情加重,心事重重。夜裏長時間不能入睡,要靠服安眠藥才能入睡。 偏偏此時此刻,“四人幫”在文化部的代言人於會詠等,又派人到林縣找他調查有關情況,而且賴在招待所遲遲不走,堅持要同郭小川面談。幸好醫生同情郭小川,緊密配合,讓他事前服了一點安眠藥。調查人員談話剛剛開始不久,他就昏昏沉沉,思維混亂,口齒不清。調查人員無奈,大失所望,只得悻悻而去。 於會詠等當然並不甘心,他們妄圖從郭小川身上打開一個缺口,向上追查所謂政治謠言的後臺。他們曾經明目張膽地聲稱:“查郭小川不是目的,他是通天人物,要一查到底!”另一人則陰陽怪氣補充道:“郭小川只不過是個上竄下跳的小人物,把他調到中組部,在批鄧反右時又放到河南,定有高人指點。放到哪裏追到哪裏,到中組部也要追查!” 10月5日,文化部緊急佈置:把郭小川的有關材料整理齊全,直接送張春橋批示,讓中央各部委全力配合,將郭小川的問題徹底揭開。 10月6日,文化部火速召集300多人蔘加的學習班開會,宣佈對與郭小川關係密切的鐘靈實行隔離審查。會議主持人甚至公開宣稱:“有人問王震能不能議論,我們說以毛主席革命路線衡量,只要不符合,就要敢於揭!重點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對通天人物要追查到底!” 然而,就在宣佈對郭小川追查到底的第二天夜裏,華國鋒、葉劍英等領導人在中南海懷仁堂採取斷然措施,代表黨中央將江青一夥隔離審查。郭小川由此逃脫了一場政治大災難。 一向關注時局變化的郭小川,此時遠在河南林縣,雖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現的新情況,但憑着詩人慣有的政治敏銳感,仍能從收音機、廣播的用語和語氣裏,微微感受到一些新變化。在那個黨和國家命運處於“大決戰”的關鍵時刻,郭小川的病情似乎突然減輕,他決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麼。需要時,他可以帶病投入戰鬥。 他計劃先到安陽探親訪友,再去鄭州與省委書記劉建勳話別。 10月13日,他剛到安陽招待所,就耳聞“四人幫”被捕的喜訊。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內心深處充滿了激動、興奮之情。作爲一名戰士詩人,他恨不得馬上奔向北京,以筆桿子作刀槍,奮勇殺向“四人幫”。 18日,夜幕降臨,郭小川躺在牀上,習慣地點着香菸,舒舒服服抽上一口,然後用詩人的思維方式去思考、遐想。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想了很久很久,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睡。無奈,只好按慣例服用安眠藥。不一會兒,他迷迷糊糊進入了夢鄉,然而他手上夾的菸蒂卻未掐滅,從而引發了火災,滿屋煙霧瀰漫……57歲富有才華的著名詩人郭小川,在無情的煙霧中悄然窒息身亡。他帶着渴望同“四人幫”進行戰鬥的一腔熱血,過早地離開了人間,成了他自己和所有親朋好友的莫大遺憾…… 噩耗傳到北京,王震不敢相信這消息是真的。他極度悲傷,含着眼淚對郭小川的女兒說:“我正要給你爸爸寫信,讓他馬上回北京,而你爸爸卻去世了…… 史海回眸:鄧小平 帶病看望水兵劉少奇 陳雲怎樣做思想工作 名將之師劉伯承 粟裕 陳毅的謙遜美德 王稼祥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任編輯:廖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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