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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爸爸(右)與兒子 2007年底作者全家在開往巴哈馬的游輪上 培養孩子的過程是艱辛的，也是快樂的，更是人生經驗的積累。美國《僑報周刊》日前刊登了『陪讀爸爸』遠志陪伴兒子成長的故事。原文摘錄如下： 21歲那年，我剛剛步入大學；30年後的今天，21歲的兒子大學就要畢業了。有人說，兒子是看著父親的背影長大的，作為父親，我想說，我是數著兒子的腳印不斷感悟的。 成長足跡跨三國 至今，兒子在中國、日本和美國分別度過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時光。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夫妻先後到日本學習。為了攀上學業的高峰，我們晝夜苦讀，終於堅持到我博士畢業。幾乎同時，妻子也考上了博士生。幾天後，思兒心切的我們，請朋友將5歲多的兒子帶到了日本。我們清晰地記得，那天是1992年4月7日。 4月的日本列島，陽光明麗，櫻花燦爛。在上野公園的櫻花樹下，兒子笑容如花、小小的腳印印在潮潤的東瀛泥土裡，也刻在我的心上。那時重拾父親責任的我，想了很多很多…… 兒子在日本上了一年幼兒園，五年多小學。那幾年，我們和重視子女教育的日本家庭一樣，帶他參加校內校外各種活動，去名目繁多的博物館，到夏威夷、泰國和韓國旅游，還送他上課後補習班。從五年級開始，他從公立學校下課後，便去名為『日能研』的著名私立補習塾補習。 常常到晚上9點鍾纔下課，所以我們還要給他帶飯。每天幫他解題和檢查作業是我下班後的主要工作，為此，我也惡補了不少日本地理歷史知識和社會常識。記得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陪讀爸爸》，記述了我們與孩子每日同桌記時做題，周末到補習塾緊張看榜的難忘經歷。 當時，我們已盯住日本最有名的開成中學，幫助孩子衝刺。兒子在全日本每周的『日能研』聯校排名時也曾榜上有名。然而，我們心中卻時常感到困惑，為自己的現在，更為孩子的未來不斷思索。最後我們的結論是：不管將來怎樣，現在應該讓他回國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將自己的心路歷程總結成文，在日本的中文報紙發表，還在留日中國學人中引起了小小的轟動。 我們給兒子講了許多道理，只是不知道不到十二歲的他理解了多少。經過幾個月的拉鋸戰，在我們連哄帶蒙下，他同意回去試試。我特意請假回國，把孩子送進了清華附中住讀班。 在清華附中兩年，兒子逐漸熟悉了新的環境。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他手把一輛破車，騎得飛快。在不知底細的人眼裡，他儼然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北京。 兒子在班裡成績也一點點攀昇，作文曾經考了近滿分。其間，他還返回日本念了幾個月，並參加了小學隆重的畢業典禮。 兩年後，我們又牽著孩子的手，幫他踏出了人生新的一步。2000年夏，我再次送子『出征』，把他送到了美國，與半年多前赴美的媽媽團聚。兒子到美後進入新澤西州普蘭斯堡-西溫莎高中上九年級。 我的身份也從『陪讀爸爸』，漸漸變成了『遙控老爹』，現在這控制線又延長到了大洋彼岸。 愛在大洋兩岸間 後來，我到香港的大學工作，一年三、四次往返於大洋兩岸。在我們學校，像我這樣夫妻分居兩地的『空中飛人』不是一兩個，有的夫妻各帶一個孩子，一家兩制。我還有不少當年留學日本的朋友，有的將孩子送回國，自己堅持『抗戰』；有的將孩子留在國外，只身回國創業。此外，還有的找個監護人將孩子寄宿在海外的人家。我和朋友有時聚在一起，調侃說我們可以組成一個MBA(MarriedButAlone)俱樂部。 對於這種現象，外國人不理解，沒有類似經歷的親朋好友也可能不會明白。我們很難說清其中的『得』與『失』。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甘情願的付出。但願這種無奈僅限於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文革』期間失去了太多。1977年恢復高考後有機會上了大學，對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無比珍惜。改革開放，使我們能夠走出國門，有了人生更廣闊的舞臺。我們要實現自我，自己從事半生的專業在我們眼中是何等重要。然而，起步晚、目標高，要做到事業、生活兩全其美又何其之難。 同時我們又通過生兒育女延續自我，對下一代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責任。我常想，生下孩子，在得到父親這個光榮稱號的同時，也承擔起了另一份人生和社會的重任。 正是這種無奈與責任，讓我創造和珍視每一次與孩子相處的機會。也正是這種無奈與責任，使我家有了一種特殊的教育模式——遠程交流。而這一切的目的，就像我的一篇文章的題目——為了『系緊心靈的紐帶』。 1998年作者送兒子『逆向留學』於清華附中 『長了，又長了！』關注孩子成長的不僅是爸爸媽媽，還有爺爺奶奶和眾多親友。 互相牽掛縮距離 俗話說『兒行千裡母擔懮』，其實，父親也是一樣。兒子在清華附中讀書時，他的媽媽特意從日本到北京參加開學典禮，還坐在教室的窗根下旁聽了幾節課。我有一次專程從香港去開家長會。大清早，夜色蒙蒙中，我趕到了清華園。等到孩子所在的班出了宿捨，我悄悄地跟在孩子們隊伍後面，圍著大操場跑了三圈。我想，在他意外看到爸爸的欣喜中，一定能感受到『父愛如山』。生活在愛中的孩子纔不會感到孤獨、迷失方向。 兒子到美後，電話與互聯網，成為了我們平日聯系的主要方式。 差不多每天我都與兒子定時通話。雖然孩子說話沒有什麼正經樣，但父子間在玩笑中縮短了空間的距離。 兒子經常通過電腦傳來一些照片和影像，從康奈爾大學亞洲博物館珍藏的唐寅、齊白石名畫，到自己在阿爾卑斯山滑雪場飛馳的身影，使我身臨其境，了解到他的生活和所見所聞。 兒子每次重要考試前，我都要打越洋『起床呼叫電話』。這不僅因為我在家中以守時著稱，當『鬧鍾』比較可靠，更主要的是讓孩子知道，萬裡之外的爸爸時時就在他的身旁。其實，往往接電話時他已被枕旁的鬧鍾或媽媽的電話喚醒。我相信，老爹的聲音會成為孩子的『晨鍾暮鼓』，敲響在孩子的心頭，激勵他更加上進。 我到美探親時，全家常與孩子一同看電視劇，一部《圍城》就看了幾遍。最近《僑報周刊》登載了回顧77級的系列文章，孩子從網上讀了大多數文章，我們也給孩子回憶『文革』時代，講述上山下鄉的經歷以及1977年參加高考的過程，希望他從中對自己今後怎樣走好人生之路有所感悟。 父子一同交流人生經驗，品評社會，孩子談話中表述出其觀點，對許多事與我們有同感，更有爭論。言談中，我們父子之間加深了溝通與理解，相互關系也從單向的傳授，到相互交流，再到彼此教育，走出了三個不同階段。 追蹤兒子上大學的全過程，讓我比較了東西方教育制度的差異，這對我在香港的大學教育中更新教育理念、更好地理解當代的大學生們也有啟發。 孩子嘴上雖不說，但他通過互聯網對我的研究工作也時刻關注。我每次發表文章或出版新書之前，兒子都是第一個讀者與評論員。他時不時挑出些毛病，還分出『硬傷』與『軟傷』。我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談東西方傳統藥物對比研究，他看後就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見解。 兩地求學助成熟 孩子走過的路是夠曲折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小學沒讀完，中學肄業，高中渾渾噩噩……』作為家長，我們期望孩子走出一條人生五彩路。不過，路要他自己走，我們的責任是為他指路，在他要跌倒時扶他一把。 孩子剛到日本時，自然一句日語也聽不懂。公立幼兒園老師面談時，說園裡既無中國孩子，老師也不懂中文。園長在收與不收孩子間猶豫著，而按照我們當時的經濟條件，上私立幼兒園幾乎是承受不了的。孩子在旁邊聽著似乎有些怕。我隨手給他寫了幾道數學題，分散他的注意力。看到他馬上寫出答案，老師的表情和語氣大變。原來這些內容在日本要在二年級纔學。這一下算是出奇制勝了，既讓園長爽快地接受了孩子，又給了幼小的孩子一份自信。因為，孩子很敏感，即使聽不懂日語，也讀得懂老師的表情。 讓兒子回北京讀中學時，我們嘴上鼓勵他不畏困難，努力跟上大家，心裡卻明白，『逆向留學』過個把月的孩子，這可能太難了，跟不上就讓他回來。他走後我們一動也沒動他的書桌。在老師、同學和親朋的幫助下，他基本跟上了國內孩子，回國前心中的不快已被進步的喜悅所代替。日本老師和同學知道他已經上了中學，十分驚奇，這也讓他自豪了一把。 有了前面的經驗，孩子似乎有了幾分闖勁，小學畢業典禮後，他高高興興地返回了中國。在機場檢查口，孩子回頭揮手告別的一剎那，我們突然感到孩子似乎長大了。 臨走前，兒子的中文習作《我過了三關》登在了報紙上，記述自己是如何在半年裡基本上過了語言、生活和學習這三關的，這是他邁出人生重要一步的紀錄。沒想到，孩子順利『渡過三關』的消息比當初送他回國時引起的漣漪更大，僅我們周圍便有三、四家朋友送子『留學』。有的孩子甚至比我的兒子還大，還有中日混血兒。後來，在日本、香港或美國，與朋友們重逢，得知當初從外表到內心與日本孩子沒有什麼兩樣的他們，已變得中文流暢、與祖國不再生疏；想到不久他們將成長為兼知兩國語言、文化和社會的復合型人纔，有比父輩更廣闊的發展前景時，我們不禁感慨萬千。 康奈爾邀兒就讀 兒子到美後，我們知道，幾乎沒有英語基礎的大孩子和大人一樣，不容易適應新環境。怕他壓力太大，我們從來沒有問過他分數如何。我一改過去『父不誇子』的做法，時不時誇誇他9個月便考出了雙語班的『光輝戰績』，目的就是讓孩子樹立信心。我還給凡事認真的妻子送了一本書——《千萬不要管孩子》，讓她有個平常心。 2004年6月下旬，大學招生幾乎塵埃落定，孩子也有了不錯的去處。沒想到，一天，我在家中收到康奈爾大學的電話，問孩子是否接受他們的錄取：『請馬上決定，否則順延到下一位』。如果不是因為我探親來美，恰好在家，孩子很可能趕不上常春藤名校的這趟末班車。 自主留學到劍橋 經過幾次事，兒子對老爹的作用算不上十分崇拜，也八分承認。上大學前的假期，孩子的媽媽從報上看到為美國孩子辦北京夏令營的消息，為他報名作義工，並把他送到北京，在夏令營安頓好。他發揮自己中英文兼通的長處，美滋滋地當了一個月『趙老師』。他在網上給在美的家長寫夏令營日記，又當輔導員教中文，還帶孩子們上街買東西，教他們討價還價，度過了一次很有意義的暑假。 在大學第一年的暑假前，他發愁說，一年級生很難找到與專業有關的實習機會。盡管我也可以幫他在我任教的大學找個位置，但我想讓他自己闖闖。我提醒他到日本的學術機構試一試，他好像茅塞頓開，一下來了精神。而且，他還別出心裁，為了博得初審他申請書的工作人員的好感，寫申請書時同時使用了英、日文。第二?三年的暑期實習、去劍橋大學留學以及申請獎學金，便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了。 這一年暑期，兒子在東京大學的宇宙線研究所當了三個月的研究實習生，開始了研究生涯啟蒙課程，這也是他第一次自食其力的海外生活。 第二年暑期，他被普林斯頓大學一個數學培訓班錄取。班裡匯聚了來自多所名校的不同年級的尖子。不但供給食宿，還提供了一種與大學不同的學習環境和交友的機會。孩子看到天外有天，增強了競爭意識。在此前後，他還到著名的霍普金斯夏令營當了一期助教，回康奈爾大學跟老師做了一個有獎項目，一個暑假做了三件事。 第三年暑期，他剛從英國回來，就去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數學研究所做學生研究員，與同伴合作出了一篇研究論文。幾個月後，他申請到資助，在學會上發表了論文。 2006年作者之子(右二)在劍橋大學留學。開學典禮時各國留學生們時第一次穿上了學袍。 霍普金斯夏令營的數學小老師在上課 心田沐浴七色光 因為孩子有幸在中、日、美生活過較長時間，我們多麼希望，這三個截然不同國家的優秀文化和價值觀能夠像絢爛的七色光，照進他的心田，讓他具有陽光般的性格，光明磊落、開朗樂觀、溫暖他人、貢獻社會。 我們覺得，多元文化如美食，能給孩子全方面的營養，但是，弄不好也會讓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消化不良。作為家長，就要像營養學家一樣，為孩子制訂適宜的食譜，使孩子吸收到與年齡相應的足夠營養，逐漸成長。 在日本時，作為在日中國人，對中日關系十分敏感。朋友們常以此為話題，在聚會中議論。出於愛國情懷，言辭不乏激烈，『小日本』、『鬼子』等也時不時掛在嘴邊。考慮到孩子還小，對中日歷史缺乏了解，我們注意不當著他的面說一些過激的話語；同時，結合日本教科書中關於中日歷史的描述，我們給他補充了很多中國文明和歷史的知識。 我有一套中國歷史朝代的撲克牌一度成為孩子的最愛。他常常按朝代順序把花花綠綠的紙牌擺滿一地，嘴裡還念念有詞地說著皇帝們的年號。我總覺得，後來兒子對世界歷史的濃厚興趣和玩那套撲克多少有關。大概是受此啟發吧，多年後我還設計出版了一副中草藥知識撲克，成為工作中的一件趣事。 來美國之前，我帶兒子去了一次西藏，到了海拔5400米的後藏。他看到寺院裡藏族僧侶們的虔誠與雄辯，也看到餐館裡乞兒的貧窮與可憐。孩子在申請大學的小作文中寫出西藏之行給他的震撼。後來，有美國朋友看到了兒子的作文，也為文章中看中國的新視角而驚嘆。 識廣促進求知欲 美國社會的多元性和開放性，為孩子展示了世界的另一面。名校的教育又激發了孩子的求知欲望。幾年來，在康奈爾大學、東京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劍橋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這幾所世界名校中的耳濡目染，使兒子漸漸有了變化。高中時期他沈溺於電子游戲，不愛參加社會活動，現在則變成了同學中的活躍分子，還擔任過兩屆大學學生數學團體的主席。 名校豐富多彩的人文環境使學子們見聞廣闊。兒子去劍橋大學做留學生的一年期間，留學生劇社排演《梁祝》時，請來也在劍橋的金庸先生擔當顧問。曾通讀了金庸武俠小說的兒子興奮地告訴我們，某日見到了『庸兄』。從英國返美時，孩子還帶回了金庸手跡，視為珍寶。 放假期間，兒子與同學們結伴游覽了英國、意大利和法國。一處處古跡名勝是活生生的歐洲歷史地理教材，想必學過歐洲歷史的他在旅游中不僅僅是觀光。現在，他對『行萬裡路勝讀萬卷書』的古語一定有了更深的體會。 長空萬裡待鵬飛 2007年底的寒假中，我們全家乘郵輪外出旅行，慰勞來美8年努力工作並辛苦陪伴孩子成長的妻子，也為申請繼續攻讀博士的孩子加油。兒子把10個世界頂尖大學、數學大師們的斐然學術成績研讀了一番，還毛遂自薦，上門面談。通過報考研究生這一過程，涉獵范圍比起修讀一門課程學到的東西可能更多。此刻，我覺得結果如何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記得兒子16歲時，我送了他一套110個國家最小面值的錢幣，我曾經寫了這樣幾句話：等到爸爸60歲時，希望收到一套這些國家最大面值的貨幣。沒想到，這段話還真使孩子有所觸動。兒子報考大學的一篇小作文，題為《我的父親》，文中寫道：『我知道，爸爸對我期望的不是具體的金錢，爸爸對我的期待很大很遠，這是一種人生的驅動力。』 前幾天有國內來的朋友問：『孩子畢業後，是否幫助他在香港找個職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孟子雲，『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現在孩子們勞筋骨、餓體膚的鍛煉機會已經很少了，但社會變化造成的心理上的落差與激烈競爭產生的壓力，往往會超過我們這一輩。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總為孩子遮風擋雨。 常言道『知子莫如父』，我知道孩子有一定潛力，但對於孩子身上的缺點、弱點也心中了然。我們希望並相信兒子能憑借自己的實力去闖蕩，像他的名字寓意的一樣，展開雙翅，鵬程萬裡！ (作者：遠志，日本東京藥科大學博士，在一日本公司任高級研究員多年，1999年赴香港任教，現為香港浸會大學終身教授，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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