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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社會地位越高，權力越大，社會關係越多，動員和利用這些資源爲子女就業服務的能力越強
父親就業時代到來了？
家庭背景不同 找工作冷暖不均
曲文上次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是2005年7月。當時他剛工作1個月，抱怨自己爲什麼沒有出生在一個大款或官員家庭。在他看來，正是家庭背景不同，才導致他和一位同學在找工作上的冷暖不均。現在，他已經換了兩份工作，也習慣把那份“不平”看做“正常的社會現象”，自稱“早就習以爲常”。
來自蘇北農村的曲文2005年畢業於南京某大學新聞系，因爲老師的介紹和自己實習時的出色表現，他留在了一家電視臺新創辦的頻道做節目後期製作。在家裏人看來，能留在省城相當不錯。曲文卻不這麼認爲：“我只是一個打工的，沒合同，沒保險，即使出差時出了車禍，臺裏也不會負任何責任。”
曲文的一位同班同學則幸運多了，兩人同在一家電視臺，後者享受的卻是“臺聘”待遇，曲文沒有的他都有，比如各類保險、住房公積金、年終獎和過節費等。“他即使不幹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覺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學。畢業半年後，那位同學結了婚，有房有車。
曲文認爲，出現這種差距並不是因爲兩人之間的實力有差別，而是家庭背景不同。“關鍵在於他父親是某市電視臺的領導。”對此，曲文的另一位同學也表示認可：“能夠被"臺聘"的，家裏都有很硬的關係。”
曲文現在在一家網站工作，這是他畢業兩年多來的第三份工作，此前他曾就職於一傢俬營的廣告公司。目前，曲文月收入在1700元左右，在南京僅夠維持生活。“我們家幾代貧農，親戚朋友都是種地的。”曲文說，自己在省城立足，靠的只有“能吃苦”。實際上，如果家裏有條件的話，他大四時更想去考研。
靠助學貸款上大學的曲文最終放棄了考研的打算。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文東茅曾就“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做過專題研究。他認爲，在家庭所擁有的資源中，經濟資源是基礎——在基礎教育階段，家庭收入越高，能爲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會越多；在進入高校後，家庭經濟條件越好，則子女可以從家庭獲得的用於學習、社交、求職的經費越多，而迫於經濟壓力打工的必要性越低。
文東茅在研究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時發現，父親的受教育程度與學生從家庭和親友處獲得的資助額、花費的伙食費、求職總費用等呈正相關關係，父親受過專科及以上教育者，這3項費用平均分別約爲3.12萬元、1.22萬元、1010元，而父親只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者，這3項費用分別只有2.45萬元、9400元、870元。即使在大學畢業之際，家庭能否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持也是影響許多畢業生選擇是否繼續求學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又體現了一個家庭的文化資源。“父母的社會地位越高，擁有的權力越大，社會關係越多，動員和利用這些資源爲其子女求學和就業服務的能力越強。”文東茅認爲，家長們甚至可以“直接通過關係和權力決定子女的就業”，這種“代際傳遞效益”在中國很明顯，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一位青少年研究專家指出，父親的能力決定了孩子的工作，現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親在找工作，“父親就業時代”到來了。
實際工作中，人情和社會關係的影響力明顯降低
與曲文來自同一個地區，在同一個大學、同一個院系學習，畢業後，何超的境遇卻完全不同。
當曲文還滿心羨慕電視臺“臺聘”人員的穩定和待遇時，何超一點兒也不着急。他沒有扎堆投簡歷，而是悄悄去了一場該臺組織的有“部分人員”參加的“第二次考試”。後來，當天參加考試的人無一例外都成了“臺聘”人員。
至今，何超的一個同學還記得他當時“春風得意”的樣子。拍畢業照那天，他的父親——一位在家鄉“有點影響”的人，特地趕來學校，和兒子合影留念。
在何超所在的年級，臺聘的人屈指可數。據一位當時同樣參加“第二次考試”的校友坦言，爲了進入那場考試，他家託到了“省裏的關係”。
工作定了之後，何超對那次考試和工作的具體去向一直諱莫如深，閉口不談。同學問起，何超只說自己是臺聘，而且“好就好在朝九晚五，非常安逸。在電視臺，這樣的情況很少。”
事實上，據他的一個同學透露，他們那一批臺聘的，“幹不來活，沒有頻道願意要。”只聽說何超在各個欄目之間遊走了一年都沒人“接手”，最後被“分配”到一個沒有年輕人，只有50歲以上者纔去的“養老的地方”。
那批“臺聘人員”中同樣“不得志”的還有張琳。她是研究生學歷，在沒有其他部門願意接收的情況下，被“安插”到了一個以艱苦著稱的欄目。一位在該欄目工作過的人撇撇嘴說：“分到那裏去了，慘吧！”和她共事的，大多是外聘的兼職人員，人員流動性極大。
說膩了工作的“愉快”，何超偶爾會流露出一絲埋怨，說工作不是他的興趣。在幾次全臺出動的大型活動中，借調他幫忙時，總會多多少少出現“工作上的失誤”——儘管小何總強調是別人不對。
何超很懷念以前憑自己的實力，在感興趣的媒體實習的經歷。他說，在那裏，自己能找到一些被“尊重”的感覺。
“在實際工作中，大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學識和能力方面，人情和社會關係等的影響明顯在降低。”本次調查報告的執筆者、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嶽昌君說。在關於2007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問卷中，共設計了18種影響就業的因素，調查發現，按照影響程度從重到輕的排列順序，列前三位的分別是“工作能力強”、“有相關實習和工作經歷”和“學歷層次高”，而“靠親戚”只排在第9位，“送禮買人情”排在第18位。
嶽昌君指出，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在縣一級體現得很明顯，在大城市所發揮的作用實際上很有限。他在調查中發現，學歷層次越高，受家庭背景的影響就越弱。而在實際工作中，內在能力纔是決定就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有社會關係可以選擇用或是不用
2007年，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聯合發佈的“2006年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顯示，人際關係網絡仍是大學生尋找就業機會的理想途徑。有41.61%的學生認爲通過家庭和個人的社會關係、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職途徑。在來自大城市的學生中，這一比例更是高達51.29%。
“有社會關係總比沒有強，你可以選擇用，或是不用。”王麗說。
畢業於北京某高校的王麗，從大三起，就開始考慮留京工作問題。在她的求職計劃裏，託人是必要的。大四，她託一個朋友在某電視臺的知名欄目找到一個實習機會。
王麗希望託人到此爲止。只有介紹她進欄目的人知道她的來路。在欄目實習期間，她和其他實習生一起，認真努力地工作着。在王麗的計劃裏，到了大四下半年，有了一定的實習基礎，學到東西后，可以參加這家電視臺的招聘考試，“不行，再找找人吧”，她盤算着。
她可以找她的伯父，一位部級幹部。
還沒等到考試，來了機會。欄目的一個女孩要回家鄉去，一個“幹雜活”的職位空了下來。因爲她在這個欄目工作踏實，人緣又好，欄目組考慮，讓王麗留下來。
這個職位沒有編制，沒有保障，和幾個月後的“可能臺聘”比起來天差地別，但這是一份憑自己實習、和其他學生公平競爭得來的機會，王麗想留下。而且，她的父母也強烈贊成她接受那份工作：“這是你憑本事找的工作，你好好幹，總有發展。找關係也能進去，但多半得不到別人的信任。”
但王麗最終沒有留下。她說：“當時就是要強吧。我想一定要憑自己找到一個能解決戶口的工作。”
接下來的事情陰差陽錯。在等着電視臺招聘考試時，她正忙着給實習的欄目組幹活，她囑咐自己一個從小到大的好朋友，說考試時通知一聲。結果直到考試結束，她都沒有接到朋友的電話。
她這個朋友的“背景”也不錯，但和王麗的伯父相比，競爭起來不具優勢。如果這時她求助於伯父，倒也不是徹底沒戲。但在王麗看來，求人不如求己。
那些天，王麗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從婚介網站到不知名的小公司，都盡力嘗試。甚至有一次，爲了爭取一個有北京戶口的“穩定”職位，她和幾個應聘的女孩一起，比拼誰更能喝酒——因爲領導說，誰能喝就用誰。
那晚，她喝了“很多劣質白酒”，回到宿舍的時候全身紅腫，送往醫院，醫生診斷“酒精中毒”。酒醒後，王麗抱着朋友嚎啕大哭，覺得自己好淒涼。
後來伯父知道了拼酒的事，教訓她不疼愛自己的身體。“一個北京戶口而已，沒必要這樣。”
但王麗堅持認爲，自己找的工作和託人找的不一樣。沒幾天，她又去四處求職。
最終，她去了一家網絡媒體，並解決了戶口問題。在那裏，沒有任何人知道她的伯父是誰，她依然工作得很忙碌、很辛苦。
王麗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在那裏，她的父親是某電視臺的領導，母親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男友家庭背景則“顯赫得多”。王麗開玩笑說，要是回去，“基本上是當少奶奶養起來”。
“太簡單了，回家，真的太簡單了。”王麗說，“只有這兩年在外面的經歷，都是自己的。哪怕有一天真要回去了，這兩年我努力過。對我來說，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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