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一天，我和先生一起去給汽車換機油，修車店說要等一個小時，我們只好上街消耗掉這段時間。
美國的街沒逛頭，不像國內——大小商店鱗次櫛比，半天也走不完，那才叫“大街”。剛走了兩個街區，我就覺得索然寡味。正無聊間，被一塊當街立着的牌子攔住——“理髮店開張，＄10酬賓”。呵，這可夠便宜的，比中國人開的店價錢都低。我對先生說：“進去看看，反正要等修車，就剪剪頭髮吧。”
我們兩人進到店內。廳堂甚大，兩面各擺4把椅子，沒有一個顧客，地面上稀稀疏疏落着一些碎髮。只見一位半老白膚徐娘，無精打采地坐在其中一張椅子上。見我二人進來，她立即打起了精神，起身熱情地迎了上來：“剪頭髮？請進，請進！”見她上着一短衫，有些透明，領口開得也低，先生連忙對我說：“你剪吧，我回修車店看雜誌、喝咖啡。一會兒見。”轉身逃也似地走了。
被這位女理髮師請上座位後，我如此這般地形容了一下想要的髮型，她連說：“明白，明白。放心，放心。保你滿意。”態度極其殷勤。溼過頭髮，女理髮師便一手拿梳子，一手舉剪子，開始修理我的頭髮。我知道中國人頭髮硬，和美國人軟軟的黃髮不是一回事，美國理髮師多半都剪不好中國人的頭髮。
女理髮師胳膊上的皮膚，鬆鬆地從臂上垂下，隨着雙手的移動，猶如兩片扇葉左右晃動。我實在不忍相看，趕緊直視前方的鏡子。無奈，鏡子裏的她更是“一覽無餘”，低低的領口露出了褶皺層疊的胸脯。我真想告訴她，穿個高領衫會好看一些。她那大大的臉龐上也佈滿了褶子，厚厚的脂粉讓皺紋顯得又大又深。脣膏塗得也不勻，把嘴脣弄得歪歪斜斜的。我心裏嘀咕：她把自己打扮成了這模樣，有能力剪好別人的頭髮嗎？
女理髮師很隨和、健談，不一會兒就和我拉開了家常：“你是中國人吧？”我說：“是。”她又問我何時到美國，家住何處，幾雙兒女，他們現在何方。我一一回答：15年前到美國，家在北面的大力神城，就一個女兒，已經大學畢業，現在羅切斯特醫學院讀書。
女理髮師打了個驚歎的唿哨：“我真佩服你們這些中國人。你看你，纔來美國十幾年就有了自己的房子，女兒也上了醫學院，那可是千里挑一、萬里挑一的。再看我，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活到今天，本想女兒好好上完大學，我也能跟着享享福。結果上個月，她到佛羅里達找她爸去了，說是跟我呆煩了、呆累了、呆夠了。原本我倆合租一個公寓，她一走，我自己那點兒錢哪裏付得起房租，只好搬出來，租兒子院裏的一間小屋住。兒子算是對我不錯，否則我得露宿街頭。”她悵悵地嘆了口氣，“這都怪我媽。從小她就告訴我：你不用着急，你姑媽有錢，無兒無女，她一死，她的房子就是你的了。我年年等，我媽都死了，姑媽還沒死呢，也許我得死在她前頭了。你看，我什麼本事都沒有，剛考了個執照，給人理髮，也好給兒子付房租。要不，兒媳婦的臉色也不好看。”
我心裏浮出了無限的同情。從女理髮師的皮膚和她兒女的年齡判斷，她不會比我年輕。爲了謀生，在這個年齡能學一門手藝、考下執照，也算不容易。她終究明白了得靠自己謀生活，也算不晚。可是按目前的房屋市場價格，她擁有一幢房子的夢怕是圓不了了。
談話間，頭髮剪完了、洗完了，也吹完了。看看一頭神采飛揚的頭髮，頗似畫報上的那個模特，我滿意地付了錢，外加50%的小費。女理髮師的嘴笑成了個月牙：“下次還來呀，我還好好給你理。”我答：“一定，一定！”
我不無得意地走回修車店，看着先生驚訝的表情，問：“怎麼樣？不錯吧！”
“不錯什麼呀，像個雞窩！”
“你怎麼這麼不會欣賞？”我不相信，找輛車子的後視鏡一看，咦，剛纔形態頑皮、各就各位的頭梢，怎麼都耷拉下來，參差不齊的，確實不像樣。
“看什麼看，那都是吹風機吹的，熱勁兒一過就各歸原位了。髮型沒剪好，光靠吹還行？就吹完的那一會兒好看，一會兒就原形畢露了。”先生有點兒幸災樂禍。
回家的路上，我給先生講了剛剛聽到的女理髮師的故事。到了家，先生拿起剪子，重新修理了我的頭髮。先生說：“湊合吧，等長長了再另找個地方理吧。難怪一輩子買不起房，就這技術，理髮都沒有回頭客，怎麼賺錢？”
“我覺得那女人挺可愛的，起碼她不仇視中國人，沒有對我們短時間裏創造的好生活憤憤不平，而是由衷地讚歎。要不下次還是找她剪吧，她也怪不容易的。”“不怕難看你就去，我沒意見。”先生甩了一句。
等到下次剪髮時，我猶豫再三，沒能下決心拿自己的腦袋行善，去了朋友介紹的一家有個香港理髮師的店。價錢貴了4倍，但確實剪得好，我成了那家店的老主顧。
一晃幾年過去了。那個修車店換了老闆，價錢貴了，服務倒差了。我們換了修車的地方，也就再沒去看過那個女理髮師。可不知爲何，我總忘不了她的天真、單純和衰老的面容。(文李南央 作者爲曾任毛澤東政治祕書的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李銳之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