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諾蘭:產業政策和競爭環境對全球化很重要

　　人民網北京3月23日專電(人民網前方報道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8年會”昨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本屆年會的主題是“中國2020：發展目標和政策取向”。在今天上午的“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政策措施與進展”單元中，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認爲，產業政策和競爭環境對全球化很重要。

　　以下是發言實錄：

　　非常感謝這樣一個很熱情的介紹。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全球化的階段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大概是70年代晚期，也就是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開展的。我們如果再來看一下世界全球的發展，我們可能會看到關鍵的發展。我們現在正在一個金融危機之中，可能在結尾，可能還會繼續，我們不可能有人預測這樣的結果。但是中國和當時70年代相比的確情況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認爲過去這段時期，也是全球資源和全球收益分配的過程。在過去30年中，我們可以把它稱爲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目前正是我們在第一個階段向第二個階段邁進的一個很關鍵時期，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僅僅把握這樣一個關鍵的時期。

　　我想把今天的討論注重兩個方面，一個是工業方面的競爭，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最近，曾經有很多人提到，如何讓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當然這也是中國非常關注的問題，在很多討論的議題中都提到。而且在OECD國家中有這樣一種共識，中低端收入的國家正在不斷趕超發達國家，在全球總產出、人均收入、高科技方面趕超發達國家。

　　現在我們可以感覺到，那些中低收入國家，也就是擁有大多數人口的國家，他們的全球總產出、人均收入和財富都已經有所趕超。最近在金融時報一篇文章提到，“伴隨柏林牆的倒下，全球化曾經屬於發達經濟體，商品和經濟開放由華盛頓共識所制定。技術由硅谷所提供。突然之間，它卻好象屬於了亞洲。富裕國家覺得全球化是它們在爲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做好事情——當然是爲了大家都受益。現在，富裕國家覺得全球化變得好象是其他國家正在對它們產生影響。”所以我們必須要來通過這篇文章看到它背後所體現的情緒。

　　看一下這個情緒所表達出來的態度到底有多麼的準確。在中國的30年發展中，技術方面的趕超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公司的技術趕超還是很有限的。所以，現在對於在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和政策制定者來說，他們在技術方面的挑戰比表面所看到的要大，這也對他們制定技術方面的政策至關重要。另外一方面，我們對全球化的本質以及“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我們會有什麼後果，未來我們會遇到什麼情況我們有不同的觀點，有一個觀點是主流的觀點，這也是我們大學的觀點。實際上，我想借用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提到一個說法，他把競爭過程比作森林中的樹木，在森林中高大的樹木會逐漸失去活力。幾乎在每一個行業都會有這樣的情況，會有大樹逐漸的興起，然後消亡，會有一些小的企業會上升。另外一些企業則會下降。

　　另外，還有一個著作是《全球化爲什麼有效》，是MartinWolf先生寫的書，他說跨國購量的浪費並沒有出現什麼問題，他對全球的五百強公司進行分析。另外一個著作是弗裏德曼寫的《世界是平的》，在這個觀點中，他也提到了，當今先進的科技意味着突然間整個星球的知識寶庫和資源被全部連接起來，競爭場被前所未有的不公平，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另外還有一個非主流的觀點，它包括在馬克思的《資本論》提出一個資本集中的法則和資本吸引的現象，集中的推動力實際上是競爭本身，競爭推動公司對新的生產方式和對技術技術的應用進行大規模的投資來降低生產成本。

　　另外還有其它的一些非主流的觀點支持這方面的說法，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由一些實證來看全球化的變化，全球商業革命主要在五個行業：航空、汽車、電信、飲料及金融服務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證據。實際上，他們在這方面表現出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出現了很多的系統集成者；第二，我們看到了產業結構的大的調整。這實際上不僅僅指的是大企業在全球的採購，有點像一個瀑布往下走，形成的一種“瀑布效應”，巨大的壓力使得全球的巨型企業提供在科技進步方面所起到核心的作用。同時通過這些合作方式，來轉變他們的商業模式，所以這些巨大的壓力被轉遞企業自己的供應商網絡，結果給系統的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務衆多產業提供了全球層面的一個集中過程。

　　另外，技術變革方面的一個集中。根據英國最新發布的報告，得出一個結論，按照公司行業和國家來分，全球的1250強公司都是非常集中的，比如說，有94%公司都是在發達國家，美國也有41%，日本有20%，只有一小部分的公司是來自發展中國家，或者中低收入的國家。

　　另外一個結論，有一些公司在技術方面是非常有領先地位的、非常集中。比如說在信息技術的硬件方面一共有225家企業，前十家大概佔全球研發投入的42%，在軟件和計算機服務行業也是這樣，在製藥和生物科技方面，我們還看到同樣的趨勢，就是說，有57%的研發投入在這一領域都是有五家公司來開展的承擔的。在電子和電氣行業，我們也看到同樣的趨勢。所以，我們在過程中，看到了一種趨勢，就是說競爭程度實際上並沒有縮小，相反變得更加激烈，對技術的發展投資競爭優勢一個關鍵的來源。

　　那些來自中低收入國家的公司實際上是怎樣融入這個競爭中來？我們有稱爲“金磚”的四個國家，就是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他們的人口達到了27億占人口總署的43%，但是全球1250強公司只有12強公司來自這四個國家，不到1%，在前五百家公司只有16家來自發展中國家。在剛纔提到五個行業中，汽車、航空、製藥、電子這幾個領域，我們可以看到都是這樣的趨勢，而且在全球的1250強公司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企業是來自於剛纔提到中低收入國家，特別是高科技方面，他們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在這樣一個組成中所佔的比例還是非常低，按照行業來分也是如此。電信、公用、設施以及採礦以及其它方面的行業都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只有在這些傳統的行業佔據一些優勢地位。但是數量還是非常少的。所以我們可以問自己一個反問的問題，就是回到我前面的問題，到底工業的競爭是不是公平競爭的情況？其實並不是這種情況。財富的分配是否平衡？也不平衡。我們看到OECD國家和其他國家相比，即使在OECD國家中還是有不公平的。

　　實際上，大家可能會覺得無所謂，因爲跨國企業都是由很多國家的人坐在一起組成公司，但是還是有差別的。我相信發展中國家特別希望在這方面有所發展。所以我們必須要更仔細地對這種情況進行分析，我們要更好地制定一些產業政策。

　　同時，另外一方面，我們必須一個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得那些益處不僅爲發達國家的公司，而且爲發展中國家的公司所享用。在這方面，我們必須要保證產業政策和公平、開放的經濟這樣的要求是配套的。我們必須要從剛纔我提到的系統集成者的經驗中學習，如何達到工業方面的集成和集中。

　　這一政策不僅僅是針對一些大的強的企業，必須要把整個價值鏈中所有的企業，包括供應商和消費者都考慮到一起。所以，從OECD國家來看，我們必須要很謹慎的考慮我們的產業政策，特別是針對我們國家的這些政策制定者來說，這是他們必須要考慮的首要問題。我們希望在30年的全球化進程完成之後，我們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國家包括英國政府也在採取一些措施來改善這樣一種競爭環境，解決或者糾正市場中存在的不公平的現象。美國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必須理解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必須通過不同形式的政策和優惠的措施，鼓勵高科技公司進行創新，進行自主的發展，培育我們本土的企業。這對於中國這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