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克裡姆林宮
品嘗正宗的俄羅斯大餐，我國同胞中有過這種經歷的人恐怕不多。而到克裡姆林宮赴宴，這種機會就更難得了。然而幸運的是，筆者就曾多次有過這種體驗。
特別帥氣的請柬信封
1991年5月15日?19日，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對蘇聯進行正式訪問。這次出訪由中聯部負責組團，外交部只有我和另外四名同志隨團出訪。
5月15日晚7時，蘇聯總統、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為江總書記訪蘇舉行歡迎國宴。當天下午，蘇方禮賓官給代表團送來了宴會請柬，總共不到20張。代表團有些同志對蘇方這種『摳門』做法感到不理解。有人說，戈爾巴喬夫兩年前訪華時，連蘇聯駐華使館一些參加接待工作的司機，都被邀請參加了楊尚昆主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宴。
蘇方也許把我當作中國外交部從事對蘇工作的一個代表吧，給我也發了張請柬。請柬的紙質很一般，是淺黃色的，比我國外交部用的請柬小了一大圈。大家還發現了兩個有意思的情況：一是請柬上稱江澤民總書記為『同志』；二是落款只寫『蘇聯總統、蘇共中央總書記』，而沒寫戈爾巴喬夫的姓名。對此，有個同志說這是一個大錯情。我說，這不是什麼錯情，戈爾巴喬夫的請柬我雖然也是頭一回見，但蘇聯駐外大使的請柬我見過很多。在大使頭銜的下面，大使的姓名可寫可不寫，而不寫的居多。但大使如與夫人一起邀請，男主人只寫大使身份，其姓名必定是不寫的，女主人只寫名字與父名。
我們又看了一下裝請柬的信封，頓感眼前一亮。『李景賢同志』這18個俄文字母，全都是用蘸水筆寫的，墨黑墨黑的，與鉛印的一模一樣。18個特大號花體字母佔了整個信封面積的三分之一，顯得特別大氣，特別帥！而且，信封也很帥，比我國外交部裝請柬的信封要大，用的是雪白雪白的硬質光紙。我們正在嘖嘖稱贊的時候，有個眼尖的同志發現，在『景』與『賢』的俄文字母中，竟然出現了兩個英文字母『i』。對此，我解釋說，信封上寫的是古俄文字母。我告訴大家，在裝俄國皇帝請柬的信封上，被邀人的姓名、敬稱和頭銜都是用古俄文字母寫的。有位同志打趣說，我這次算是享受到了『俄皇客人』的待遇了！
金碧輝煌的喬治大廳
晚6時20分左右，我們十六七人離開下榻的十月飯店(我們習慣稱為『總統飯店』)前往克裡姆林宮。在蘇方兩名禮賓官的引領下，我們一行沿正門樓梯拾級而上，經前廳進入喬治大廳。大克裡姆林宮是克裡姆林宮的主體建築，而喬治大廳(另一譯名為『格奧爾基大廳』，比較少用)則是大克裡姆林宮裡一顆璀璨的明珠。這個大廳呈長方形，面積至少有一千平米，其最輝煌之處是掛在中央的『巨無霸』水晶吊燈，據說達八九噸重。兩旁一字排開各四盞超級水晶燈，每盞至少也有五六噸重。此外，四壁還一盞挨一盞地點綴著無數水晶掛燈。一進入喬治大廳，就好像掉進五光十色的大燈海裡，眼睛被晃得難以睜開。
我們在喬治大廳裡靜靜地等候著。蘇方禮賓官給每人發了一個小信封，信封內裝著座位卡和中俄文菜單。從座位卡可以看出，宴會廳內一共擺了13張桌子，1大12小。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該坐的位子：在第二桌的上座旁邊。我發現，在標示我的位置的地方先用鉛筆打了個×，後又在×上用紅色圓珠筆打了個√。當時我心裡感到很不自在，把我這個司級乾部當成『部長』擺在第二桌上首，錯得也太離譜啦！不過，此時已經沒有地方去『申訴』了。此外，對座位卡上打的×和√，我心裡也感到很不爽。通常在蘇方宴會座位卡上，是用O來標示賓客座位的，這次怎麼就打了個×和√呢！？我不由得聯想起過去北京街頭的法院公告，但又立即一轉念：國情不同，是不好埋怨人家的！
我們一行在喬治大廳等了大約20分鍾。偌大的一個廳空蕩蕩的。我陪錢其琛部長看了看四壁用金色字母刻著的姓名，那都是1812年庫圖佐夫率領俄國大軍與拿破侖率領的法國大軍決戰時犧牲的俄軍將士。名字是按俄文字母順序排列的。像『安德烈耶夫』、『伊萬諾夫』、『彼得羅夫』這樣的常見姓，就各自排了許多行。
大人物們的隨和與風趣
7時差一兩分，蘇方禮賓官把我們帶進了弗拉基米爾廳。這是大克裡姆林宮的主廳之一，與葉卡捷琳娜廳、多棱廳齊名，都是用來舉行特別重要的國事活動的場所。戈爾巴喬夫與江總書記並排站在廳的中央，與中方來賓一一握手。戈與每個人都講幾句話，由蘇方主翻百訂林當翻譯。戈爾巴喬夫微笑著對我說：『在克裡姆林宮能見到你，感到非常高興！祝你在莫斯科、列寧格勒期間過得愉快，諸事順遂。』我用俄語回謝後，戈爾巴喬夫問我俄語是在哪裡學的，為什麼沒有來蘇聯留學。我極其簡要地回答了兩句話之後，他說了一句所有學外語的人都愛聽的恭維話。
寫到這裡，我想插上一段趣聞。1995年，我在駐格魯吉亞使館工作時，從俄羅斯報紙一則消息中得悉，俄羅斯對國宴前的一些禮賓程序進行了改革，其中包括：在與俄羅斯總統及外國元首見面之前，采取『唱名』(包括『唱』姓名、敬稱、頭銜)的辦法來介紹參加國宴的所有來賓。該報說，這是恢復俄國皇帝執政的某個時期曾實行過的一種『老禮節』。後來，我從一個老同事那裡得知，江澤民主席1997年春天訪問俄羅斯聯邦時，在歡迎國宴開始前，『唱名』就『唱』了將近一個小時。因為參加國宴的中、俄賓客多達一百五六十人，差點兒把禮賓官的嗓子都給『唱』啞了。由於『唱名』拖的時間太長，俄方人員怕兩位元首夫人累著，就搬來兩把椅子讓她們坐。
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同我方赴宴的人員見面後，禮賓官即把我們帶到舉行國宴的地方——多棱廳。此前，蘇方所有賓客已在宴會廳裡就座。多棱廳原來是俄國皇帝接見外國使臣的地方。這個廳富麗堂皇，以其四壁各種不同棱角而得名。此廳不算大，賓客如坐得松快一點，可容納一百人左右；如坐得緊湊一些，最多可裝一百五六十人。蘇方為來訪的外國元首一般只舉行雙邊國宴。宴會幾乎都在這個大廳舉行。
7點過五六分鍾，我在第二桌旁坐了下來。同桌的五名蘇聯人一一站起來作自我介紹。這都是些大人物，不是副總理就是部長。有的人我認得，有的人則是第一次見。坐在對面的一位副總理先與我聊了起來。當得知我在莫斯科工作過12年之後，他立即向大家宣布：這位中國朋友『原來是位老莫斯科』。我很快就了解到，同桌的五位蘇聯高官都沒有去過中國。他們說，這一二十年，中蘇間幾乎沒有什麼來往，盡管中國離得很近，自己卻一次也沒有去過，『太遺憾』了。有人還開玩笑說，『我都懷疑自己這輩子過得是否值』。有人甚至自嘲這是一種『恥辱』。這些大人物的隨和與風趣，很快就化解了我一坐下來時的不自在與不自信。
席間，同桌的蘇聯副總理、部長們輪流與我聊天，生怕冷落了我這個外國人。他們問了十幾個挺有意思的問題，比如：鄧小平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是否依然起決定性作用；中國總書記那個『國家軍委主席』是否就是三軍總司令；中國准備不准備實行總統制；中蘇兩國改革的異同；中國目前實行的『一家一孩兒』的做法是否能行得通，等等。
不夠水准的俄式大餐
我們在宴會廳就坐後不久，一個個穿著黑西服、打著蝴蝶結的彪形大漢托著大盤子走進宴會廳。在蘇官方正式宴請時，都實行自選分餐制。因為我坐在餐桌的上首，所以服務員讓我先選。在相當巨大的銀盤上，我看到碼得很整齊的兩三種生魚片、三四種香腸、火腿。紅、黑魚子醬也有，但都擺放在比我國五分錢硬幣大一點點的圓形面包托上。我數了一下，總共12塊，紅、黑各佔一半，每人可分得各一塊。我挑了生魚片、香腸、火腿各一片，放著紅、黑魚子醬的面包托各一小塊。最後『分』到紅、黑魚子醬的那位蘇聯部長滿臉不高興，悶悶不樂地說：『今年裡海出黑魚子的鱘魚是減產，但這是多棱廳的國宴，每人只上這麼一丁點兒黑魚子醬，也不至於這麼寒酸吧！』
等著上湯(吃西餐時，湯先於熱菜上，俄羅斯人稱湯為『第一道』)時，坐在我身旁的一位部長拿起菜單看了看，說：今天還真不錯，有兩種湯，二選一。第一種湯，中文菜單上寫著『傘狀菌醬狀湯』。這種譯法太有『創意』啦！不就是酸奶油蘑菇濃湯嗎！我想，這肯定是蘇方譯員查俄國人編的俄漢辭典的結果。後來我女兒看到菜單上寫的『傘狀菌醬狀湯』，笑得前仰後合地說：人家蘇聯的翻譯真能『整』！『傘狀菌』，還有『醬狀湯』，『整』得也真夠絕的啦！
第二種湯叫『哈爾措』。中文菜單上就是這樣寫的，是音譯。坐在對面的副總理考我：『年輕人，「哈爾措」，以前喝過嗎？這是個什麼湯？』我說，這是一種格魯吉亞特色湯，我在列寧山上的國賓館喝過。主料是上等的嫩羊排，配上米飯、土豆、胡蘿卜、洋蔥，喝起來很香的！我還說，聽國賓館的營養師說，『哈爾措』做得成功與否，取決於喝時湯的溫度，要熱而不燙。沒成想，我的這番『關公門前耍大刀』，竟然得到同桌五個大官的一致稱贊，他們在點湯時同我一樣，都選了這個『哈爾措』。
『哈爾措』端上來後，副總理喝了一口就說，今天的『哈爾措』從『內容』到『形式』，再到味道，都還不錯，只是不夠熱，不符合同桌的中國朋友剛纔所說的那個營養師的要求。
湯喝完後，上了兩道熱菜：煎鱘魚塊和煎牛排。就國宴而論，這兩種菜做得都不夠克裡姆林宮應有的水准。
熱菜上完後，蛋糕、水果、冰淇淋、咖啡、紅茶等，按規矩逐樣上，但我總感覺比較一般，與莫斯科市內中上等飯店中的這類食品、飲品沒有太大差別。
值得一提的是大克裡姆林宮國宴上所用的餐具。這些餐具總體上雖然沒有我見到過的英國餐具、伊朗餐具那麼講究，但所有上餐桌的餐具，包括各種尺寸的盤、碗、碟、罐都是一色配套的，上面都刻著蘇聯國徽。連裝食鹽、胡椒面、酸奶油、黃油、方糖、檸檬、牛奶、糖果、牙簽的小罐子、小碟子，以及刀、叉、勺也不例外，一一都印著國徽。
回國後，有些朋友問我，戈爾巴喬夫的國宴怎麼樣。他們滿以為我會嘖嘖稱贊的，可我卻說：『這次國宴，在吃的方面，顯得很一般。』
我想起了克裡姆林宮的另一次國宴。1985年盛夏，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在克裡姆林宮為訪蘇的姚依林副總理舉行盛大宴會。阿爾希波夫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斯大林親自指定的援華顧問團的總顧問，從1950年到1958年在中國工作多年，對中國一向懷著十分深厚的感情。姚依林同志曾與他共事多年。他們兩人雖然半年前在北京見過面，但此次故友暫別又重逢，相見甚歡，情景十分感人。
歡迎宴會在大克裡姆林宮的主廳之一弗拉基米爾大廳舉行。我當時在駐蘇聯使館任政務參贊，參加了陪團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克裡姆林宮的宴會。宴會廳內擺著一條特長的餐桌，每邊可坐下二三十人，顯得相當氣派。在雪白的桌布上，點綴著朵朵小『野』花，白的、紅的、紫的、粉的，優雅之極。
宴會上的食品豐富多樣，而且做得極為地道、考究。晶瑩剔透的上等波蘭火腿，肥瘦肉糜分布得極其均勻的匈牙利薩拉米腸，五六種各式生魚片，八九種俄式乾奶酪，味道極鮮的醃制小白蘑，經過五六個小時『文火』煨出來的罐燜牛肉……
金貴的黑魚子醬一罐罐擺放在餐桌上，任人盡情享用。酷愛此物的蘇聯人見狀樂得眉開眼笑，個個美得合不攏嘴。
這次宴請之所以如此豐盛，我想原因可能有三：一是阿爾希波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有『老』朋自遠方來，因『樂』極而『厚待』之，乃在情理之中。二是從60年代初起，中國領導人已經有20多年沒有正式訪問過蘇聯了，入主克裡姆林宮只有三個多月的戈爾巴喬夫，希望把繃得過久、過緊的中蘇關系逐漸緩和下來，對中共中央一位常委此次訪蘇，自然看得比較重。三是1985年蘇聯的供應狀況還比較好。
1986年初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塔雷津在克裡姆林宮設晚宴招待路過莫斯科的宋平副總理。李則望大使和我應邀作陪。宴會大廳之輝煌，食品之豐富、精美，餐桌布置之考究，所用餐具之豪華，服務之細致、周到，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一個又一個『最』。
座位卡的趣事
寫到這裡，我想回過頭來講一下前面提到過的一個有趣細節。國宴後的第二天，蘇方主翻百訂林得意地對我說：昨天他『立了一大功』。我問他『功在何處？』他說：昨天在發座位卡之前，禮賓官讓他在參加國宴的中國客人的俄文姓名旁寫上中文姓名。他一看座位卡就嚇了一大跳：卡上標明中國人座位的地方，用鉛筆打上了一個×。他要求禮賓官立即把這個×給擦掉，說這個×是萬萬不能打的。禮賓官不解其意，百訂林解釋道：在中國，槍斃人纔打×的。我聽了他這番『邀功』的話笑了笑說：『其實，那個×並沒有被擦掉，只是在×上又打了一個紅√。』我告訴他：在法院公告中打紅√，表示已經『執行了』。我還打趣地說，『你真不愧是個中國通！你肯定經常在北京大街上看那些打著紅×和紅√的法院公告吧！』
這張打著×和√的座位卡我一直保留著，並向一些好朋友展示過。我還開玩笑地說，『那邊』拒絕『接收』我，肯定認為是哪個昏庸『判官』把我給『誤判』了。
有位智者說過：『一國之國力，請看其餐桌。』就蘇聯而言，此言確實不虛。蘇聯國力的下降，在1991年5月克裡姆林宮的國宴餐桌上，就可以得到證實。(李景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