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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周刊特約記者 王騫 北京 上海 江蘇 報道 秦斌 攝 |
藥害後遺癥-食品藥品安全處於風險高發期
『我國的食品藥品安全正處於高風險的高發期。』多位醫藥專家也曾明確撰述，藥品問題曾出，源於藥品行業監管的混亂。
溫堯嫉妒別人的腿，長的、短的、瘦弱的、結實的、走得快的、走得慢的。
每天夜半關上電視後，這些腿所做的每一件事就在他腦海中閃回：聚會、旅行、和女孩約會……甚至是讓人生厭的上班。每一幕閃回都在入睡時分噬咬著他。
『為什麼我不能？為什麼我沒有？為什麼不是我？』徹夜難眠的胡思亂想中，這個24歲的大學生嫉妒別人的人生——即使那些人生平凡、瑣碎，那些人生也依舊有未來。
他自己的未來，無從想象。
九個月前，一支售價1.83元、僅有黃霉素眼藥水瓶大小的黃色藥水被醫生通過脊柱注入他體內。
兩周後，他的小腿肌肉迅速萎縮，腿骨的形狀清晰可見；他的大腿和臀部，大部分肌肉消失了，如果不是整天坐在布質的輪椅座上，臀部突出的骨頭，會磨破皮膚；他的腳趾頭一點都不聽使喚，兩只腳掌向下垂，幾乎和小腿成一直線；溫度過高的理療儀燙傷了他的腿，眼看著皮膚慢慢變成深紅色，他卻感覺不到一絲疼痛。
最重要的是，他無法直立行走。
這支廉價的小藥水名叫甲氨蝶呤，由上海醫藥(集團)有限公司華聯制藥廠(簡稱上海華聯藥廠)生產，專用於治療白血病、各類癌癥。在血液科醫生眼中，這種藥物在人類與癌癥60年的抗爭史中功不可沒。
溫堯身上的異象，源自甲氨蝶呤在生產過程中受到的污染。截至2007年10月，全國有193名癌癥患者受到了相同或相似的藥物損害。他們中有大學生、軍人、官員、醫生，有3歲的兒童，也有年近八旬的老人。
2008年4月，部分受害者在和上海華聯藥廠多次談判後，因無法接受對方的賠償方案，決定起訴。
異象
輪椅、家、醫院、病床，溫堯的世界如今靜止於這幾個空間。2007年7月，他的不幸從上海長海醫院啟程。
2007年7月7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簡稱藥監局)宣布，暫停銷售使用上海華聯藥廠生產的兩批注射用甲氨蝶呤。他們接到藥品不良反應中心報告稱，廣西和上海有3家醫院的部分白血病患兒，使用了這兩批藥物後均出現下肢疼痛、乏力、進而行走困難等癥狀。
在溫堯的父親看到這條新聞的前一天，長海醫院剛給溫堯注射完甲氨蝶呤。三天後，他即將接受造血乾細胞移植手術。若手術成功，他可以擺脫幾個月一次的化療，過上完全正常的生活。
第二天上午的電視新聞，播報了藥監局的公告。『這事不會輪到你頭上。』父親特意安慰了兒子一句。下午，醫生找到了他母親。
當這批甲氨蝶呤對溫堯造成的損害一一顯露時，上海交通大學附屬兒童醫院裡5歲的張慶東，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裡9歲的陳帆、3歲的於靜儀、14歲的丁佳斌，北京解放軍307醫院裡26歲的苗浴光、19歲的周雪，北京道培醫院裡33歲的吳志軍，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裡23歲的劉亞明、56歲的王美英……也先後出現了類似癥狀，廣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出現了大批受害者。
部分醫院請來了業內一流的神經科專家，給病人做了核磁共振和肌電圖檢查。檢查結果顯示，部分病人的腿部肌力只有0至1級(正常人的肌力為5級)，『這個結果意味著他們幾近癱瘓。』一位醫生說。
『下肢疼痛、行走困難』，官方媒體公布的信息讓溫堯憤憤不平。『行走困難』和肌肉萎縮、無法站立、行走、大小便失禁之間，差之千裡。躺在病床上，他用手機寫下『甲氨蝶呤受害真相』的文章，試圖通過網絡發布，以更正新聞裡過於輕描淡寫的表述。
在藥監局、衛生部查明真相前，生產甲氨蝶呤已有30多年歷史的上海華聯藥廠始終以『藥品不良反應』指稱發生的一切。上藥集團的網站上，眾多參與甲氨蝶呤產品研發的專家表示，甲氨蝶呤本身的毒性高於諸多常用抗癌藥，曾因成本和毒副作用等原因一度停產，希望『實事求是地認識這個產品』。
甲氨蝶呤說明書上列出來的毒副作用包括：嘔吐、肝功能損害、頭暈等。但溫堯身上出現的癥狀，顯然遠遠超出了上述反應。
延續中的藥害
2007年8月。溫堯的病情尚未查明，滬上血液科最為出名的瑞金醫院內，一批病人因為注射了上海華聯藥廠的另一種抗癌藥物——阿糖胞?，也出現了相同的異象。
20歲的葉雯，M3型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可治愈)患者。和溫堯一樣，葉雯的大學學業因生病而暫停，但在接受治療後，她已返回南昌大學上完了一整年的課。主修臨床醫學的她，在熬過絕癥威脅後，對成為一名醫生有著額外強烈的渴望。
7月末，她回到瑞金醫院接受例行檢查，並注射了一支阿糖胞?。
上樓梯抬腿艱難、走路會突然摔跤，隨後幾天，這些癥狀逐漸出現。8月初，當她最後一次給自己洗澡時，膝蓋突然無力，整個人摔倒在地。她試圖爬出浴室，卻絲毫無法移動。等她被母親發現時，她已經被困整整三個小時。這個夏天的黃昏，他們一家被突然顯現的噩兆，嚇得抱頭痛哭。
2007年9月14日，衛生部、藥監局聯合專家組經過兩個月的調查，纔找到這些異象的部分原因：上海華聯藥廠生產的部分批次的甲氨蝶呤和阿糖胞?中，不知何故混入了微量的硫酸長春新鹼——一種僅能通過靜脈注射的抗癌藥物。當這兩種被污染的藥物通過脊柱進入病人體內後，會導致病人的脊髓神經根發生病變。在調查期間，華聯藥廠有關負責人還有組織地隱瞞了違規生產的事實。
上海華聯藥廠的相關車間隨即被停產，上海市公安局至今仍在調查硫酸長春新鹼混入藥物的原因。
在過去的幾年裡，類似的藥品安全事件已經發生了多起。如衛生部副部長邵明立所言，『我國的食品藥品安全正處於風險的高發期。』多位醫藥專家也曾明確撰述，藥品問題層出，源於藥品行業監管的混亂。但和早前發生的齊齊哈爾假藥事件、安徽『欣弗』事件一樣，事隔幾個月後，甲氨蝶呤污染事件的受害者，也逐漸從公眾視野中淡退。
對眾多病人和他們的家屬來說，要想獲得更多的有效信息，也幾乎沒有途徑。從去年夏天到冬天，病人家屬們走訪了衛生部、藥監局、各地政府信訪辦，國家信訪局，希望了解這起藥物污染事件更詳細的情況：什麼樣的救治方案能改善病人的損傷，藥物損傷能否被徹底治愈，受害者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賠償，誰必須為此承擔過錯……沒有人能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案。
他們希望獲得社會關注的努力，同樣是徒勞的。一位病人家屬給電視臺各欄目組打電話述說病情，電話那頭都很客氣，卻沒有任何回音；她公布在bbs上的帖子，也被刪得一乾二淨。
溫堯的努力，失敗得更乾脆。他花了一個晚上寫下的那篇述說受害者遭遇的文章，還沒貼上網站就被阻攔了。『審查無法通過。』手機屏幕上一次次閃爍著這樣的字眼，讓這個自詡精通一切電腦問題的男孩第一次發現，即使在虛擬世界裡，仍有些邊界不可逾越。
脆弱的尊嚴
當然，在有些事上，溫堯對自己的發言權毫不讓步。
比如拒絕接受針灸治療。
藥物污染問題被公布後，長海醫院和上海其他幾家醫院一樣，為病人們制定了針灸、按摩、中藥等治療方案。溫堯在接受了一個月的針灸後，拒絕繼續。
他的母親，一位瘦削的中年婦女，清楚地知道兒子拒絕接受治療的原因。針灸治療得去門診部，距離病房有幾分鍾的路程，溫堯受到藥物損傷後，大小便失禁，坐在輪椅上出行時，稍遇顛簸，尿液就會流出弄髒褲子。至少有一次，當他躺在門診部的病床上、腿上紮滿金針時，糞便突然大量湧出，讓母親和醫生們忙亂了好一陣子。
受傷前，從2004年末罹患淋巴瘤的他，尚能在接受化療的間隙，和朋友們聚餐、唱歌、打籃球，假裝自己不是癌癥患者。現在，他再也偽裝不了了。他竭力維持的尊嚴，也蕩然無存。
他長久地保持沈默，不和病友聊天，也不理會母親。一個清晨，母親希望他能繼續接受治療，他以吼叫回應這個請求，然後突然號啕了起來，響亮的哭聲引來了一屋子的護士。
沈默和怒火的交替爆發，在母親眼裡，已是溫堯的常態，從前那個開朗的、能說能鬧的孩子不見了。
比溫堯小了整整十歲的小丁，同樣試圖以偽裝來維護自己的尊嚴。
甲氨蝶呤的損傷在他身上出現後，他無法行走、下肢無知覺的病狀至今沒有明顯改善。但小丁沒和任何同學提起自己的病情，當同學通過網絡問候他時，他總說一切都好。
但一切並非都好。2007年10月他被父親接回家住後，每兩周要去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看白血病門診，住在上海西南郊區的他，每次出行，得在公交車上花5至6個小時。父親先用輪椅把他推到公交車站，然後再背著他上車。
一次，一輛公交車拒絕讓他們上車，售票員的理由是：『這個孩子不正常。』
如果不是小丁在輪椅上哭了出來，父親幾乎要衝上去揮上幾拳。
維權
2007年10月，藥害發生3個月。
上海華聯藥廠委托的律師們，前往各家醫院，和受害者們商談賠償事宜。
藥廠願支付的賠償金最高不超過70萬，費用中包括已產生的醫療費、後續康復費用、殘疾賠償金等因藥害產生的全部損失。部分受害者在等待賠償時中途病亡，律師給出的賠償金即時減半。
『這個數額低於不少受害者認為應得的賠償。』部分受害者委托的律師、曾有多年從醫經歷的陳北元表示。
談判從一開始就出現了衝突。多位曾住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受害者說，藥廠委托的律師第一次到醫院，給受害者或家屬召開會議時，曾公開表示：『賠償金就這些，你們願意來談，就自己來找我，我是不會再來找你們的。』
『這樣的賠償方案，這樣傲慢的態度，無法讓我們感覺到上海華聯藥廠——造成這些巨大損傷的責任方，有絲毫內疚之心。』一位至今仍住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受害者說，他拒絕和這樣的律師協商。
藥廠律師提供的《和解協議書》，也讓部分受害者不滿。協議書上寫有『保密義務、禁止反悔』條款，要求受害者在接受賠償後，不再追求上海華聯藥廠的任何責任，並且不能向他人透露協議書裡的任何內容，若違約，需承擔違約責任。一位在司法系統工作的受害者家屬，當著律師的面撕毀了協議書。
訴訟是受害者們最後的選擇。但這同樣無法避免因患者中途死亡，賠償金數額大幅下降的風險。陳北元曾代理齊齊哈爾假藥事件受害者索賠案，案件的一審從去2007年3月開始，至今還未有結果，唯一的幸存者任貞朝在一審中途死亡，索賠金額由600萬立刻下降至119萬。
在談判開始前，北京的受害者家屬老周，聯系上了北京40多名受害者，隨後又通過朋友在上海找到了50多名病友。『我希望受害者們能聯合起來索賠。』老周說。但當藥廠律師出現在醫院後，每個人的選擇多少有些不同。
溫堯最好的朋友，29歲的白血病患者小陳，第一時間接受了賠償。『他病情不穩定，怕父母拿到的賠償金太少。』溫堯說。
溫堯的父親一開始也拒絕這樣的賠償，『兒子也許需要終身護理。』他說。
但溫堯願意。他只想迅速避開這個世界，回到家，躲起來。
他的意願得到了滿足，聖誕節前幾天，父子倆在那份寫有『保密義務、禁止反悔』條款的《和解協議書》上簽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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