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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涼山童工事件牽動了公衆的目光。當我們悲憤於法之不彰、欣喜於解救送返之時，4月29日《南方都市報》的後續報道卻讓人深思：熟悉涼山的中央民族大學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侯遠高教授稱，帶工現象在涼山地區極其普遍。媒體的記者在採訪童工馬海曲布的母親時表示，“你兒子在那邊很可憐，兩三天才能吃到一頓米飯”。但他母親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兩三天就能吃到一頓米飯”。這位前幾秒鐘還在爲兒子失蹤而痛苦流涕的母親，突然變得一臉驚喜。
你能理解被解救母親的“一臉驚喜”嗎？你會對驚喜於“兩三天就能吃到一頓米飯”的母親說“貧窮其實沒有什麼”嗎？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理查德·喬利曾說過：“事實上，任何認真的評論家都認爲第三世界的教育早就應該有重大的改革了。”是的，事實上，我們都認爲被解救是完美結局，都以爲追究當事主體行政、司法責任是最關鍵的工作，然後再問一聲：孩子，你爲什麼不去讀書？
涼山喜德縣代理縣長曲木伍牛在《涼山彝族地區貧困問題研究》一文中敘述這樣描述涼山州所轄17個縣市，“這裏貧困面之廣、貧困程度之深、貧困人口之多、貧困如此集中，在全國都是少有的”。就業權益上的困境屬於發展層面，而生存境遇的貧困纔是涼山童工事件的根源。制度固然重要，監管固然不可卸責，但是，這種地區性的普遍貧困若不得以緩解，再嚴密的制度與監督也遏止不了對“米飯”的衝動。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貧困人口減少2.5億，並正在努力使2000萬貧困人口脫貧，這是了不起的奇蹟。但是，由於地理和歷史等因素，區域經濟的不平衡性還是個客觀存在的難題。近日，國務院扶貧辦公室計劃將收入貧困線提高至年收入1300元，這是從實際購買力上向世界銀行使用的日收入1美元貧困標準積極靠攏。然而，我們也要看到：貧困人口在歷史變遷中所遭遇的不僅僅是貨幣困境，還有整個經濟社會轉型衍生的規則壓力。有人說，貧困是多維的經濟社會現象，單純的貨幣貧困無法揭示貧困的深層特徵，也不能在政策制定中提供準確的參考。因此，防止貧困的代際轉移、警惕物質貧困倒逼出權益貧困，纔是我們迫切需要回應的核心問題。
解救貧窮才能真正解救得了童工。《世界銀行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中給貧困下的定義指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和人力發展不足，它還包括人對外部衝擊的脆弱，包括缺少發言權、權利和被社會排除在外。據說當地的竹核中學原本有1700多名學生，但現在基本都被送出去了，頂多只剩三四百名學生。事實的背後有着現實的邏輯：童工比讀書更有出息——如果這個邏輯不能得以逆轉，解救難免會淪爲尷尬的連續劇。
這一次，我們羣情激昂地解救了孩子們，但他們的母親會驚喜於他們平安歸來嗎？這個問題也許比童工遭遇更讓我們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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