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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北京奧運，反對媒體歪曲”的呼聲越來越讓法國輿論界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強烈反彈”。從3月下旬開始，不少法國電視臺和電臺先後邀請一些中國外交官、記者和留學生參與有關問題的辯論。中方人士參與的辯論對於澄清事實，並最終扭轉法國一度“一邊倒”的輿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文匯報》駐巴黎記者鄭若麟是其中非常忙碌的一位。據《環球時報》記者瞭解，他已經參加了數十次這樣的節目，讓他感觸最深的是，每一次參加節目都彷彿是經歷一場“道德高地的爭奪戰”。儘管半個多世紀來，西方依靠有實力的媒體佔據了“抨擊中國的道德高地”，但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發出自己的聲音後，這一“高地”是否還能守得住，西方已經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了。
法國媒體有意忽略事實
“法國輿論與媒體之間是一種雞與蛋的關係，誰也說不清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但法國媒體一直在試圖影響甚至操縱和控制輿論，這幾乎是永恆的真理。”鄭若麟這樣評價法國媒體對輿論的操控力。“3·14”事件發生後，法國媒體形成“一邊倒”的態勢，不但在道德上竭力批判中國，而且很快就越過了底線，開始歪曲事實。發生在美英德等國媒體上的諸如將尼泊爾警察說成是中國警察之類的不實新聞，在法國也比比皆是。法國媒體還有意忽略了“3·14”事件中漢藏等族無辜羣衆遭到暴徒殘害的事實。
一位名叫奧雷利亞的法國遊客曾在他的博客上寫了“拉薩事件親歷”，但只有一些法國網站轉載，法國主流媒體一律視而不見。直到3月23日，鄭若麟在法國對外廣播的電視五臺“報亭節目”上講出這一事實時，法國還沒有任何電視臺向法國觀衆傳遞這一信息。阿蘭·杜阿梅爾是法國非常出名的一位記者，他甚至在3月27日與中國公使曲星辯論時公開說：“中國政府自己承認死亡多少人了，你還有什麼可說的？”他居然不知道他說的那個數字其實是中國政府公佈的被暴徒殘害致死的人數。
“法國輿論其實是反感4月7日奧運聖火在巴黎遭到如此阻撓的，特別是當殘疾人火炬手金晶遭到攻擊的圖片在法國流傳開後，對扭轉法國人的心態起到了很大作用”。鄭先生說，在一次節目中，他拿出了“藏獨”分子近距離襲擊金晶的照片，很多法國人是第一次看到這張圖片，而此前他們只看到了“藏獨”分子在離金晶一米多遠時被按倒在地的鏡頭。
中國不會永遠處於“被告席”
和這兩張照片講述的故事一樣，真相不可能永遠被掩蓋。邀請中方人士到法國電視臺和電臺對話，就是在真相已經無法隱瞞、必須讓另一種聲音出現、否則就會影響媒體可信度的背景下發生的。從4月初開始，更多的中國聲音出現在法國媒體中，但不可否認，它依然是有關西藏和北京奧運的全部報道中極小的一點聲音。鄭若麟說：“儘管我參加了多家電視臺的節目，但法國收視率最高的一臺和二臺卻沒有邀請過我，因爲這兩個臺的影響太大。讓你有聲音，但這種聲音不能太響，不能響到影響廣大公衆，這就是法國媒體的技巧。”
與法國同行的辯論是艱苦的。鄭若麟說，法國電視臺的主持人掌握着提問權，在人員安排上也非常注意，這些無形中讓參與節目的中方人士處於一種絕對的劣勢地位。主持人還隨時通過戴着的耳機聽取節目總編的指導，隨時打斷中國來賓的講話。
鄭若麟講了一個具體的例子：一家法國電視臺邀他參加辯論節目，根據慣例，節目結束前每人都要談一件自己讚賞或反對的事。他告訴對方，想談一下自己正在讀的《記者無疆界組織令人不知的一面》，這是一本揭露該組織內幕的書。令他吃驚的是，當他剛介紹完這本書時，居然就有觀衆———而且就是記者無疆界組織的一個頭目打來電話進行“批駁”。原來，該節目主持人已經事先通知了對方。從這一個細節就可以看出，儘管這家法國媒體讓中國人發言，卻又對你的發言立即進行“消毒”。但這樣的做法露了餡。事後有不少觀衆來信質疑該節目主持人：“中國記者還沒有批評記者無疆界組織，你們爲什麼就讓他們來駁斥？”
一些法國節目主持人準備的問題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目的只有一個，把參加節目的中國人置於“被告席”上。在一次節目中，鄭若麟先下手爲強，他說：“我想你請我來不是讓我來當被告，來聽取你們的判決詞吧？所以，請讓我告訴你一些你們所不知道的真相……”事後在該電視節目網站的論壇上，法國電視觀衆的反應非常明確：支持這位中國記者。這讓鄭先生感到欣慰。
媒體上展開“道德高地”戰
說到參與過的這些電視臺和電臺的節目，鄭若麟說，實際上這些爭論是一場場“道德高地”之爭。對於法國媒體來說，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道德上壓倒中國，這一點令人震驚！在他參加的電視辯論中，辯論對手都是層次非常高的人物，如現任部長或前部長、國會議員、參議員、著名政論家、漢學家、記者和作家等，而觀衆大多都是法國上層或知識界人士。
鄭先生說：“爭論往往是從事實開始，但由於在這些事上是我們掌握着事實真相，因此對方很快就會轉向對中國的道德批判。在4月5日與法國人權國務祕書拉瑪·雅德和國民議會議員、2002年法國總統候選人之一的諾埃爾?馬梅爾的辯論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馬梅爾幾乎一上來就攻擊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但同樣，他們沒有料到的是，要談民主嗎，我也可以談。正好當時法國剛剛進行了地方選舉。我當即指出法國地方領導人是沒有任期限制的。結果地方“獨裁”現象非常嚴重，有的人甚至可以做40年的地方長官，最終完全控制了地方的全部機構。而中國在地方領導人任期上已經做了改革，兩任限制實際上已經在民主上領先於法國和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他用事實告訴他們，中國已經進入民主國家的行列。
法國《解放報》的總編和記者無疆界組織祕書長梅納爾曾多次信口開河，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監獄”，但卻沒有任何事實根據或數字統計能夠支持這種說法。在一次法國電視四臺的辯論中，鄭若麟告訴主持人，根據美國自己發表的報告，世界上最大的監獄實際上是美國。在另外一次電視五臺的辯論中，當法國的一位名記者批判中國是一個“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時，鄭若麟當即批駁他“對中國的看法依然停留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前”。正是由於西方媒體多年來對中國的片面報道，絕大多數法國人只知道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但對中國30年來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取得的歷史性進步所知甚少。在那次辯論中，鄭若麟着重介紹了中國今年開始實施的新勞動法，這對很多法國人來說是一個震撼，在道德上給了帶有偏見的法國人沉重的“反擊”。20多年了，法國對退休體制的改革沒拿出一個可行的方案，而中國在許多體制上的改革恰恰反襯了法國體制中的惰性。
中法兩國人民不再沉默
回顧中方人士參與電視論戰的“戰果”時，鄭若麟說，我們首先成功地向法國人傳遞了事實真相。在與法國國民議會議員、“西藏問題委員會”主席呂卡的一次辯論中，他向法國觀衆出示了一本由法國著名地理學家巴爾特?布蘭於1829年出版的地理書，裏面白紙黑字地寫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說，法國總統薩科齊在4月24日的電視講話中也明確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說在‘3?14’事件前有的法國人對西藏的認識還模糊的話，現在他們從自己的總統那裏聽到了正確的答案”。其次，對中國的“道德批判”越來越遭到法國人的質疑和反感。鄭先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據他的瞭解，每次參加電視辯論後，參與節目的中方人士都會收到很多法國人表示支持的電子郵件和來電。
在鄭若麟4月17日的博客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敘述：做完法國有線電視四臺的“晨間新聞”節目，回到家後，與法國記者的“脣槍舌劍”還在我耳邊迴響。我的郵箱就收到了一封署名雅克·貝拉格的網友來信。這封信讓我感到溫暖，信中說：“我想告訴你，若麟先生，‘晨間新聞’的記者以及大多數法國媒體的看法並不是大多數法國人的意見。法國人對有人把奧運會挾持爲‘人質’感到非常驚愕！現在有法國人貶低你們的人民，我認爲這是有組織的，而且醞釀已久。但請你相信，大多數法國人並不支持這種行爲。相反，我們祝願北京奧運成功。這個世界並不十全十美，但我們拒絕由一小撮所謂的巴黎‘知識分子’來代替我們的思考。”
來自天津的唐女士在法國學習和生活多年，現正在巴黎的一家法國公司工作。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她已經有3次在法國電視節目中看到鄭若麟先生在“盡其所能”地和法國同行進行對話。她認爲這位中國記者表現得“很冷靜”，他告訴那些不瞭解中國國情的法國觀衆怎麼看待發生在中國以及中法之間的事情。她說：“看過鄭先生節目的法國人，都能夠接受他的表達方式，這也許是他經常上節目的一個原因。”
唐女士還談了自己的感受。她說，感覺“藏獨”分子在境外一直在“主動地”宣傳自己，爲自己造勢，“一直在滾自己的雪球”。爲把它滾得越來越大，他們有專門的人來做某些事，從奧運火炬在巴黎傳遞當天的情況來看，他們很有組織，也很有準備。她說，她本人雖然沒有機會到法國電視臺做節目，但她會在私下裏和法國朋友交流，而且很多在法國的華人華僑都是這樣做的。她認爲，中國現在需要主動地去和外界交流，過去中國人在西方人眼裏“比較沉默”，而觀念的交流是需要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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