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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救災、眾志成城;迎接奧運、聖火燃燒。在中華雄風震撼於世的時候,近日,津城卻頻頻出現不和諧現象:鞭炮聲此起彼伏,各種傳言不脛而走,『收童男童女』、『要吃桃罐頭,系紅布,放鞭炮』等。這些與時代風潮極不和諧。
謠言,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傳聞。歷史的車輪已經進入了21世紀,在科學如此發達的信息化時代,人們怎麼能夠盲目地相信那種捏造的消息?
首先,其中的大多數人,是不加分析的盲目跟風。人雲,我語,人傳,我信,人風,我雨。這種『跟風族』,很容易上當、受騙,善良人做了糊涂事。我們有科學發展觀的強大思想武器,遇到事情,進行一番分析研究,就會分清是非,明辨真偽。
其次,迷信思想的回潮,為謠言提供了土壤。所謂迷信,是指相信星佔、卜巫、風水、命相、解夢和鬼神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迷信的東西,已經泛濫成災,影響面既廣、且深。不僅普通職工信,甚至一些領導乾部也信;不僅一般群眾信,甚至有的共產黨員也信;不僅老人、青年人,甚至有些少年兒童也信。相信迷信,有的是信仰空虛,有的信仰危機,有的是信仰變異。根本原因是沒有樹立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正確的人生觀、科學的價值觀。一旦謠言風起,便盲目迷信,使那些造謠的消息不脛而走。
其三,把謠言與謠俗混淆。謠俗,即風俗習慣。因為從民間歌謠中,可以看出人民的風俗,所以風俗又稱『謠俗』。『風俗』,是歷代相沿積久而成的風尚、習俗。
謠言與謠俗,只有一字之差;雖然謠言中的某些現象,與謠俗相似,比如這次謠言中的系紅、燃炮,表面看猶如民俗中賀節、慶喜中的穿紅、放鞭一樣,但是實質卻不同,性質亦各異。
第一,風俗的流行,要有一個較大的范圍和人民普遍的習慣。《禮記•曲禮上》說:『入國而問俗。』這裡的『國』指『都城』。現在來說,諸如一個民族,一個省、市,一個地區的人民的普遍習俗。例如我們天津,在開放性、多元性和兼蓄並容的文化構成中,民俗文化是一個重要流脈。像節日俗、飲食俗、衣飾俗、婚嫁俗、喪葬俗,乃至小商小販、縫補修理、市井雜耍等習俗,五花八門,燦爛多姿。其中,有的民俗,在全國來說也是獨特的。如方言、婚俗等。婚禮都在下午;而河北等地,都在上午(二婚在下午)。這些習俗,構成了一個風俗繽紛的迷人世界。謠言與謠俗不能同日而語。謠言,盡管有時波及面較廣,但絕非普遍。
第二,風俗的形成需要相當長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三年五載,一蹴而就的。風俗要歷代相沿、積久而成。風俗之『風』,是指因自然條件不同而形成的習尚;風俗之『俗』,是指因社會環境不同而形成的習尚。如正月過年,從一兩千年前就已經開始,到漢武帝時正式確定農歷一月為正月,並延用至今。子時,特別是要燃放花炮,家家戶戶花炮齊鳴,萬裡長空硝煙一片。宋代王安石有詩雲:『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再如天津舊時的婦女,對紅裝獨有情鍾,由來已久。紅色代表吉祥、喜慶,熱烈、激情。不僅結婚時穿紅襖、紅褲、紅鞋、紅襪、紅裙、紅蓋頭;而且逢年過節也是一襲紅裝。舊時天津文人馮文洵曾對天津婦女過年到天後宮祈拜進行過描繪:『稱體衣裁一色紅,滿頭花插顫綾絨;手提新買金魚缸,知是來從天後宮』。天津婦女崇尚紅色,一方面與天後娘娘少時為一『紅衣女子』有關(天津的天後宮建於元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天津人民熱烈好客的性格和喜歡熱鬧的傳統心理。解放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著裝顏色,雖然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但是穿紅的風俗並沒有完全消失。
謠言與謠俗不能相提並論。謠言,只能欺騙於一時,決不能蒙蔽於長久。看種種謠言,曾幾何時,便像肥皂泡一樣,徹底破滅。
第三,風俗是習與時變的。正如明代顧炎武所說:『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歷史時代、自然條件、社會環境的不同,都會使風俗因時、因地而變化。這種變化的趨向像《詩經》上說的:是『美教化,移風俗。』這就是說,風俗文化,必須『移風易俗』、『與時俱進』,繼承民族良俗,保留無害習俗,清除惡風陋俗。當然,風俗的易變,不像『飛流直下』的瀑布,而像涓涓歌唱的溪流;風俗文化的底蘊,不是暴露在急風驟雨之中,而是凝聚在潛移默化之內;習而與化,更能從精妙的詩情畫意中,從細致的審美情趣中,獲得平凡而神奇的功效。
傳統的風俗,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許許多多的動人習俗故事,飛越了時空界標,流傳了世世代代;許許多多的風俗逸聞,超出了門戶之見,傳播了社會的悲歡離合;許許多多的謠俗佳話,歷久遠而彌新意,展示著人們的喜聞樂見。風俗文化閃耀著民族文化之光,放射著濃郁的鄉土文化氣息。
謠言與謠俗不能混為一談。謠言連陋俗都不是,只配作惡風。我們決不能讓這種謠傳、惡風,像《紅樓夢》中斥責的那樣『以訛傳訛』。它的變化、下場,只有清除、破滅。(本文作者為天津市地方志學會會長郭鳳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