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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隨著最後1400餘名受災群眾的撤離,綿陽市九洲體育館完成其臨時安置點的歷史使命。汶川地震發生後,綿陽市九洲體育館成為北川縣等地受災群眾的緊急安置點,最多時安置近4萬人。 6月29日,北川縣的受災群眾在等待接送他們的車輛。新華社記者 聶建江 攝 6月29日,來自北川縣的陳炳秀在等車時回望九洲體育館。 |
汶川大地震將記住一個特殊的日子:6月29日。這一天,緊急接納4萬多名受災群眾避難的綿陽市九洲體育館,送走了最後一批人。
大地震突襲四川,這裡一度充當了傳說中的『諾亞方舟』。
50天來,數萬張災區群眾的面孔,或悲傷,或茫然,或痛苦,或期待,一直牽動全世界的神經,揪緊全國人民的心。
50天來,上千名中外記者紛至沓來,與受災群眾一起體驗了痛苦、焦慮和期待,也見證了堅強、勇敢和關愛。
當作別九洲體育館的時候,人們深切感到,這裡就是抗震救災最生動的縮影。最悲傷的和最幸運的在這裡匯集,最痛苦的和最動人的在這裡交織。
大災中扮演『諾亞方舟』
有誰會想到,一年前還有人批評九洲體育館是『寂寞的體育館』,質疑這座耗資億元的體育館經常『閑置』。如今在大地震中,它卻成了受災群眾緊急避難的『諾亞方舟』。
5月12日下午2時28分,汶川大地震暴發,災難突如其來。漫天而起的塵土,遮蔽了烈日和長空。恐慌的人群,從川西北各個方向湧出。揪心的哀號和撕心裂肺的呼喚,讓天地變色、草木悲吟……
驚魂甫定,北川縣城的王洪芬直奔北川職業中學尋找16歲的兒子,但她找到的是兒子的屍體。那一夜,王洪芬與丈夫絕望地看著被夷為平地的死城北川,抱頭痛哭,徹夜未眠。
東方放白,救災部隊一邊搶險救人,一邊組織幸存者向綿陽轉移。此時,沿途不是塌方,就是巨石。摸爬一天之後,王洪芬記不清是怎麼邊哭邊走到擂鼓鎮的,後來她擠上受災群眾攔下的汽車,13日下午輾轉來到九洲體育館。此時這裡已匯集上萬名受災群眾。
『13日,溫總理到九洲體育館看望受災群眾後,這裡就成了黑暗中的燈塔。』體育館指揮部副指揮長熊萬貴說,『此後幾天,24小時不間斷有受災群眾聞訊趕來,他們來自川西北七八個重災縣。』
從5月13日到15日,綿陽市公交公司駕駛員王道清,每天三四趟往返於綿陽與北川、平武之間。『每次,我拉的救災部隊剛下車,受災群眾就搶上來,就像春運的火車一般。可還是有不少人擠不上車,只能走。』
5月19日左右,九洲體育館的受災群眾達到了最高峰,超過4萬人。學生都集中安置在內館,其他人住在場館的環形屋檐下和館外空地的數千頂帳篷裡。有海外媒體稱,『這裡成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災民避難所』。
體育館指揮部新聞負責人王曉剛說:『我做了20多年的新聞宣傳工作,接待的記者不及這裡的十分之一。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朝日新聞……這些平時只在網上見到的媒體,現在都來到九洲體育館。』
據事後統計,國內外先後有500多批、約2000名媒體記者到九洲體育館采訪。
一時間,九洲體育館成為震區災民臨時安置的代名詞。
體育館內那些『村長』『保姆』們
6月28日,可能因為聽到陌生人的聲音,8個月大的女孩突然停止了對母親乳汁的吮吸,將小腦瓜轉向記者。母親楊薛剛剛在臨時浴室中洗完澡,長發還不時滴著水。
楊薛的家在傷亡最重的北川縣城。『地震第二天我就來過這裡。可那時太擠、太亂、太髒了。』為了孩子安全,她轉而去投奔親戚。6月2日,她又返回這裡。『那時有秩序了,吃的、奶粉、尿不濕都有。我和娃子還被安排住進母嬰室。』
從混亂無序到井井有條,帶來這些變化的,是5月13日緊急派往九洲體育館的300多名機關乾部和隨後到來的數千名志願者。他們被受災群眾親切地稱為『臨時村長』『臨時社長』和『臨時保姆』。
『幾萬人突然擠在一起,開始的時候特別混亂。糞便到處都是,哭聲一片。』大地震第二天,42歲的山西股民王建紅就賣掉手中所有股票,自購2000元的藥品,攜妻擠上開往成都的列車,來到九洲體育館當志願者。
在王建紅看來,讓受災群眾最難忍受的除了飢寒、臭氣和孤獨,還有無邊無際的恐懼和擔懮。入夜,一雙雙悲傷難眠的淚眼,無神地望著天空。整座體育館像一葉扁舟,在風雨和餘震中飄搖,空蕩蕩的心中只剩下愁和苦。
『突然聚集的人群出現了短暫的管理真空。』王曉剛坦言,『但5月月13日綿陽市緊急派到九洲體育館的數百名乾部很快穩住了陣腳。』
乾部們將相當於18個足球場大小的九洲體育館,迅速劃分為44個社區,每個社區由一個市直部門分工,一個部門管七八百人,有的甚至上千人。各部門乾部24小時輪班當『社長』『村長』,責任區內受災群眾的吃喝拉撒睡什麼都管。
大災之下,失去了電視、網絡等現代信息渠道,人們越發渴望及時了解黨和政府的救災進度。綿陽市委宣傳部迅速在體育館架起廣播站。這期間,沒有一天停播。
電視來了!躺在體育館的王洪芬開始還以為自己在做夢。使勁睜開眼看,是真的,電視上溫總理在沙啞地說話。他說要不惜一切代價救人,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人民。
那種久違的溫暖是如此真切。王洪芬哭了。她說這輩子都沒覺得電視這麼可愛,像風雨過後見到了彩虹。她覺得總理說話的節奏,就像自己心跳的節奏。
隨著中央領導到來的消息傳出,像王建紅一樣的志願者很快從全國各地匯聚九洲體育館,為災民提供從物資裝卸、發放到消毒防疫的各種志願服務。『他們幫了政府和乾部的大忙!』王曉剛真誠地說。
盡管處於當地共青團的統一管理下,這些志願者仍然『幫派林立』:這裡有以因特網為主要媒介的『希望九洲』心理團隊志願者,有乘坐一輛列車來的『K88』小分隊,還有收編大部分『無幫派』人士的『完美春天』志願隊。
5月19日是全國哀悼日的第一天。這場集體默哀勾起了九洲體育館數萬災民的悲情。14時28分到來時,嘈雜的體育館一下子寂靜下來。3分鍾哀畢時,體育館頓時傳來一片哭聲。
『什麼都能垮,就是精神不能垮。』在體育館值勤的綿陽民警李奎說。
『尋親牆』定格悲情歷史
汶川大地震至今仍有失蹤人員1.7萬多人。在萬人失蹤的背後,是不絕於途的尋親隊伍。
綿陽九洲體育館國旗下方的灰色大理石牆,平時總會被擦得乾乾淨淨。但地震後,這裡一直被各種尺寸和色彩的尋親紙條貼滿。人們說,那是災區隨處可見的『尋親牆』。
在這裡,『遍插茱萸少一人』已屬幸運一類。很多家庭,都是損失兩三個人以上。
『王麗玲,女,6歲,地震不慎走失,請速與爸爸王明聯系。』……密密麻麻的紙條,或深或淺的留言,對一些人來說,是最後一封家書,是最後一絲希望;而對所有人來說,則是大災大難的歷史記錄,是一種讓我們淚水橫飛的悲情和感動。
在九洲體育館,來自河南的志願者馮輝一直在拼命地工作。地震讓他相愛多年的女友成為上萬名失蹤者中的一個,從此生死兩茫茫。聽到四川地震的消息後,他沒有片刻的停留,拎起包就踏上了尋找女友的漫漫長路。
『在災區找親人很困難。』馮輝哽咽說,『我知道「痛失吾愛」的切膚之痛,我必須做點什麼。』十多天來,馮輝作為志願者,每天在體育館拼命地搬物資、搞防疫,並極力為尋親者四處奔波。他說:『這樣能幫助別人,也能減輕我沈重的精神壓力。』
在體育館的一處志願者救助站前,一位在地震中失明的孩子的母親,拒絕了大家的善意資助,她一邊流淚一邊說:『我不要你們的錢,只想一家人能夠團聚。你們要是真心幫忙,就幫著找找孩子的爸爸吧,孩子眼看不見了,不要再讓他爸爸看不到孩子。』
『最害怕看到那些失望的眼神,心像針紮一樣痛!』志願者馮輝說。
臨時設立的體育館廣播站不斷播發著尋親短信。王曉剛說,50天來播發了5萬多條。
成百上千人尋到親人後,在廣播站下的廣場空地相擁而泣。但更多尋親的人只能悵然若失。
我們有理由記住九洲體育館的『尋親牆』,因為它是一座『紀念碑』。它用最簡單的碑文,銘刻了人類愛和被愛的情感。它也用最殘忍的方式,告訴我們『責任』兩個字的重量。這責任,就是愛,就是守望,就是堅持。
復課學生發出『愛的吶喊』
『我要愛!』
當你聽到這嘹亮的聲音在九洲體育館內回蕩時,你可能很難想象這震徹心扉的吶喊,來自再也無法找到父母的一些北川學生。
5月18日,在體育館災民救助點,近千名學生默默凝聽。『你們不是一個人,也不是體育館的幾萬人,而是千千萬萬的人在一起……讓我們手牽著手站起來,大聲喊:我們在一起……』中科院心理學專家這樣告訴孩子們。
『大家一定要記住,「5·12」地震的「5·12」,說的就是「我要愛」!』專家祝卓宏高聲說。『其實我們是幸運的,還能選擇未來的路,這場災難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愛,愛父母,愛老師,愛同學,愛自己。』
祝卓宏讓孩子們大聲地跟著自己念『我要愛!』而孩子們的回應異常地響亮。
在『愛』的力量感召下,體育館附近的九洲帳篷學校短短24小時建起。兩個白色的大帳篷由澳門捐贈,每個可以容納150人同時上課;而藍色的小帳篷是澳大利亞捐贈的。
學校每名學生都發了書包、作業本、圓珠筆等學習用具,這些物品全部是由好心人士捐贈的。而負責授課的20餘名老師來自綿陽中學和綿陽外國語學校。
九洲帳篷學校自5月19日開課以來,最多時接收災區學生2000多人,隨著受災群眾陸續返鄉,很多災區孩子也隨家長回鄉或轉學就讀。
九洲體育館內添置了一些運動器械,一直都有學生和小孩在蕩秋千,玩滑梯,孩子們跑來跑去,開心地鬧著,看起來正走出地震的陰影。一個美國記者看到兩個孩子在打鬧玩耍,在報道中寫道:『他們肯定能吃飽飯,否則沒這個閑心。』
5月23日上午,九洲帳篷學校完成使命,在上完最後一課後,學生們轉到其他學校就讀。
至今,學生們都記得老師在帳篷學校第一堂課給留的特殊作業。老師說:『這份作業不要你們寫,只要你們牢牢地記住八個字:將幸運轉變成幸福。』
別了,九洲體育館!
當6月28日記者再次來到九洲體育館時,這裡只剩下不足1500名受災群眾。已適應喧鬧的志願者王建紅,似乎有點不習慣此刻的安靜。『我捨不得離開這裡,我要做最後一名志願者!』
50天來,自稱『江湖性格』的他在這裡交了很多朋友:這裡的頂頭上司——工會的賈副主席;消毒點上來自東北、廣西的志願者小兄弟;還有已熟識的災民們。
當年過半百的災民何大媽情真意切地對他說『有了你們,九洲就是我們的賓館』時,這個山西漢子哭了。
盡管到綿陽後,因為勞累他雙腿一直紅腫,從不生病的妻子中了暑,但夫妻倆都認為『來得值』。『這是我們一輩子乾得最好的事兒。』說這話時,王建紅激動地揚了揚手。
其實,王建紅不捨的是一種大災有大愛的情感。他知道:人們終究要離開這裡重建家園。
撤離和分流是從5月19日開始的。『到那一天,九洲體育館已接納避難群眾近5萬人,達到了極限,幾乎無法管理,必須果斷采取轉移安置措施!』王曉剛說,更嚴重的是,周邊受災縣市還一直有人源源不斷地湧入,這樣根本不可持續。
5月19日晚11時,北川縣駐九洲體育館負責人、縣紀委書記文剛開始傳達撤離指令。
5月24日,九洲體育館一天內就撤走60輛大巴的受災群眾,大約有3200人。
王曉剛說,受災群眾撤離體育館是有組織的。比如返鄉的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必須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安置點;二是按規定給予返鄉補助,發放彩條布等救災物資。三是自願原則。開始走的大都是有生產自救能力的青壯年。
一家企業贊助的綿陽市高新區永久安置點投入使用後,十幾輛公交車列隊把九洲體育館的受災群眾送過去。
被轉移過來的北川人王清艷,盡管感覺條件比體育館那邊好多了,卻坐臥不安:她牽掛著還在九洲體育館做志願者的兒子。在這場大地震中,丈夫失蹤,女兒受傷,她一直和兒子相依為命。天色漸晚,她執意要到安置點路口等候兒子歸來。
6月29日下午,滿載最後一批受災群眾的車輛徐徐駛出九洲體育館,馳向安縣安置點。回首這座50天來承載他們悲歡離合的避難所,許多人再次潸然淚下。
撤離不僅僅是結束,更是一種開始。歷經大地震洗禮後,還有什麼能擋住災區人民重建家園的腳步呢?
別了,九洲體育館!作為汶川大地震的見證者,歷史將銘記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