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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擁有世界上最多流動勞動大軍的中國,習以為常的『農民工』稱謂正在逐漸被『新市民』所代替。
已在浙江嘉興工作三年的山東人李昭軍去年告別了在中國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暫住證』,取而代之的是『居住證』。這本新證,讓李昭軍可以享受免費的就業培訓,和本地居民一樣參加社會保險,免費獲得艾滋病等特定傳染性疾病的檢查和治療,以及在街道和鎮計生服務站享受免費計生服務。而這些服務在原來『暫住證』時代是沒有的。
更讓李昭軍高興的是,他的兒子可以和當地孩子一樣,在嘉興免費上學,而不需要回原籍,忍受常年的分離。
用『居住證』代替『暫住證』,目前中國浙江、廣東等一些省份都在推廣這一制度。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對務工者的意義完全不同,持『暫住證』時務工者幾乎無法享受公共服務,而『居住證』則像綠卡,務工者可以享受在就業地的各種服務。
由於制造業蓬勃發展,中國沿海發達地區出現『人工荒』,供求關系的改變讓『農民工』有了討價還價的權力,農民工的地位迅速提高。
在浙江紹興工作多年的湖南籍務工者黃榮寶說,現在找工作完全不同了,以前老板挑三揀四,現在不一樣,輪到我們挑三揀四,先問老板宿捨有沒有衛生間,如果沒有,那你應該扭頭就走;如果有,那應該再問有沒有電扇,如果你有好的技術,甚至要求企業給你的宿捨裝空調。
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越來越多的務工者住上了公寓。擁有1000多萬農民工的江蘇省,在農民工集中的蘇州、無錫等地,已建起了一批供農民工集中居住的『安居工程』。蘇州有70%以上的農民工住在政府花錢蓋的公寓,無錫市投資10億元興建了5200多個農民工集中居住區(點),集中居住的農民工達50%。
江蘇省一項對3000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70%的農民工認為自己享受了『市民待遇』,75%的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滿意度提高。
據上海市總工會統計,目前上海的從業人員超過800多萬人,其中農民工超過400萬。上海市總工會從2004年起加快農民工的工會組建工作。到目前100多萬名農民工成為工會會員,約佔農民工的1/4。
在中國,過去許多人把農民工叫做『打工仔』、『外來妹』,但現在更多的人稱農民工為『杭州新市民』、『新紹興人』等。與此同時,許多過去的農民工成了企業的管理者,還被選舉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現年29歲的李時梅是中國鞋業龍頭企業溫州康奈集團的一名普通員工,同時她也是溫州市鹿城區的人大代表,這個身份使得她能夠在當地參政議政。
『我原來工作的地方治安很差,去年我提出一項建議,要求政府加強社會治安,沒想到當地政府馬上有了反應,一個月後街上隨時可以看見巡邏的警察,我下班再也不需要老公護送了,我沒想到外來務工者也能擁有這樣的力量。』李時梅笑著說。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於海說,從『農民工』到『新市民』,這不光是稱謂的改變,而是社會態度的轉變。對農民工的歧視包含制度歧視和社會歧視兩方面,現在從稱謂上有了改變,農民工從最初被排斥、被歧視,到現在逐步被認可、被接納,並融入當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