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季羡林在北大校園散步(1997年10月10日攝)
『智者樂,仁者壽。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學問鑄成大地的風景,他把心匯入傳統,把心留在東方。』
11日,國學大師季羡林走了。他帶走了自己對他人、對社會滿懷的愛與責任,帶走了自己的朴素、真誠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寶貴的人文學術遺產、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對文化傳承的反思。
寶貴的人文學術遺產
『季羡林先生在東方學、古文字學、歷史學、哲學、文學等主要社會學科都有極高的造詣,他留給我們的人文學術遺產豐厚翔實、珍貴無比。』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程玉綴說,『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能真正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他的吐火羅語研究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他研究翻譯的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典名著,已匯編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季羡林曾說,所謂『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舉凡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學問納入到他研究的范疇:從佛典語言到佛教史、印度史,從中國文化與東方文化到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從唐史、梵文的翻譯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學作品的創作,他無一不精深涉獵。』季羡林的學生、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教授王邦維對記者說。
『季先生在中國文化研究上強調最多的是中國古代的智慧結晶——「天人合一」觀點,即要先與自然做朋友,然後再伸手向自然索取。「天人合一」所反映的「和為貴」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種族所面臨的諸如全球氣候變暖、資源愈加枯竭、戰亂不斷等許多問題的解決之道。』程玉綴說。
『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標志著一個國學研究時代的結束,是中國文化界的巨大損失。』季羡林的老友、著名哲學家湯一介這樣評論道。
令人景仰的高尚品格
季羡林為人所敬仰,不僅因為他的學識,還因為他的品格。程玉綴回憶起北大廣為傳誦的一件事:『季先生一向穿著朴素。在擔任北大副校長時,一個來報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對他說,「我要去報到,行李太重,你幫我看一會兒。」季老站在那裡看包直到新生報到回來。第二天開學典禮時,這位新生發現主席臺就座的副校長正是昨天給他看包的老人。』
對外界為自己加冕的『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這三項桂冠,季羡林在《病榻雜記》的書中評論說,這令他誠惶誠恐,『請從我頭頂上把三項桂冠摘下來,還我一個自由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歡喜。』
『季先生經常參加北大很多文科戰略研討會,被學生們稱為「每會必到、每到必發言、每發言必有新意」的「三必先生」。』程玉綴回憶道,『季先生得知後說,前兩「必」封之無愧,但後一「必」實在擔當不起。』
王邦維對記者說:『讀研時到圖書館借書,因為一些書只有教授纔能借閱,不對研究生開放,我就對季先生說了實情。季先生二話沒說陪我去了圖書館。我在看書,他在旁邊一直陪了大半天,直到我讀完。』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季羡林也關愛有加。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黨委書記李遵清回憶說:『當得知人民大學斥巨資保護文學、歷史學、古文字學等人文社會科學資料時,季先生連聲稱好,並欣然題寫了「功德無量」四個大字。這對我們是極大的鼓舞。』
對文化傳承的反思
北京大學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系教授樂黛雲說,季先生一直希望中國的文化能夠『送出去』。
『季先生曾說,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們中國人拿過來太多,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送出去太少。「拿過來」和「送出去」是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是當代知識分子最為艱巨的一項任務。』樂黛雲說,『季先生的這個觀點和黨中央提出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不謀而合。』
為實現這一理想,季羡林一生都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積極參與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為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積極反駁。
『為傳承文化遺產,季先生欣然同意與我共同編撰《儒藏》,以切實行動推動國家「儒藏工程」的開展。』湯一介說,『對於並不完整的中國佛教史,季先生建議將漢傳佛教、藏傳佛教、西域佛教、西夏佛教、南傳佛教等都包含在中國佛教史中,這對中國佛教史向外輻射意義重大。只可惜,季先生沒能看到這部書的正式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說:『從季先生的學術人格和學術生涯中,應該讓我們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進行再認識。我們的文科教育既不是單一的知識體系,更不是功利體系,而是在當今社會中對人的全面發展、對社會的和諧發展以及對組織管理的運用發揮著更重要的基礎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