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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家莊村委會
6月23日下午,呂家莊村第六生產隊組織噴除草劑,當天參加集體勞動的女社員有30多人
6月24日,第七生產隊的社員們集合,要等人到齊纔開工
近60年裏,高能權一直是這個村莊的最高領導人。
如今,呂家莊村這位91歲的黨支部書記仍然每天準時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裏。20多年前的一場車禍使他的右腿膝蓋處埋下了幾根鋼釘,以至於走路的時候,步伐緩慢,總是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動的聲響。一位村幹部叮囑,如果他走路時低着頭,就先別打擾,那是老支書在思考。
老支書的思考決定着呂家莊村的命運和未來。
比如他在1982年作出的思考,便直接決定了這個村莊現在的面貌。那一年,當“包產到戶”的浪潮席捲全國的時候,這個隸屬於河北省晉縣(今晉州市)東卓宿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並沒有把地分了。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老支書都說:“分了不沾(方言,指不行)。”
所以,如今只要走進呂家莊村,人們就會發現,工分、口糧和集體勞動這些人民公社時期的印跡,至今仍是這裏5558名社員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這裏從生產工具到騾馬牲口都歸集體所有。
這裏的人們通常不叫“村民”,而叫“社員”。
這裏沿用着口糧的說法。上午把麥子收下來,下午就分到各家,購糧款按照市場價從年底的分紅中扣除。
這裏從幹部到社員家的房子都一般大,宅基地都是2分4釐(約160平方米),最後建成式樣相仿的2層小樓。
這裏有一望無際的麥田,成片的果園,時常能碰見社員們聚攏在一起,從事集體勞動。
對這個國家來說,這些都已經是久違的場景。
“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
幾年前,曾有新華社記者在呂家莊村拍過一張照片,內容爲“河北農民加強冬小麥田間管理”,很快就被網友質疑是擺拍,因爲“巴掌大的麥田,噴藥的農民竟多達6人以上”。質疑者言之鑿鑿地指出,自從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之後,在田間地頭只可能看到“單兵作戰”,這種“大兵團作戰”的場面早就一去不復返了。
其實,在呂家莊村,這種場景並不鮮見。
6月24日下午3點30分,第七生產隊的社員三三兩兩地騎着自行車,趕往村子西口的麥田集合。
當天,幾大門戶網站都在播報,說石家莊地區的氣溫將超過42℃,是全國最熱的地方。但是,“就是100℃,也得出來掙工分吶。”社員高紅軍(化名)說。他手裏攥着刮板,正靠在一棵楊樹下乘涼。
在這裏,只要參加集體勞動就可以記工分。於是,一位下了班碰巧從田邊經過的社員,也借了個刮板,加入到這個隊列。一名剛結束期末考試的初二學生也從這裏開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集體勞動。
當天要乾的活兒叫刮壩兒——30多畝地,每隔大約8米堆起一道土壩,以便澆地的時候能擋住水。這一天,生產隊長派來代班的,是一個“肚子最鼓的”中年人。他拿着記名的小本子,忙着給到場的23名社員派活兒。在這裏,不管幹的是什麼活兒,只要出一次工,通常記10分。依據年齡大小記工有所不同。那位初二的學生第一次勞動,10分只能記0.45個工,以後逐年增長。等結婚就算成年了,可以記0.98個工。在第七生產隊,去年1個工相當於15.5元。
“除此之外,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帶班的直言不諱地說。現在算農忙的時候,人還少些,等春天沒活兒乾的時候你看吧,這個500多口人的生產隊會冒出130多個勞力,只要在地裏待上10分鐘,記了工,就一鬨而散。
正說着,刮壩兒的幾位也散了。有人掏出了香菸,有人躲到陰涼處玩起了撲克牌,高紅軍走到一旁的果園裏摘了個還沒熟的蘋果,啃了兩口。30多畝麥田,大概有3個標準足球場那麼大,但不到20分鐘,社員們就草草幹完活兒收工了。
帶班的對此早就習以爲常,望着高低不平的壩兒,說了聲“就這麼着吧”,便搖搖頭交差去了。
兩天後,這次集體勞動的“後遺症”顯現了出來。“倒黴的”高紅軍被派到這片麥田裏澆地,水剛放出來,前天才刮出來的壩兒就頂不住了。“(水)都他媽的跑過來了。”高紅軍一邊罵,一邊剷土堵壩。另一頭該澆的地沒澆到,他還得用鏟子往上撩水。
一個旁觀的社員把矛頭指向久不露面的生產隊長:“他們當官的也不做活兒,也不露面,掙的錢頂兩個人,你說社員們能做好了?湊活給你刮上點兒就算清咧。”
前一天剛播下去的大豆,被高紅軍一鏟一鏟拖泥帶水地挖出來,都填在缺口上了。“那能帶不出來啊?可你說我上哪兒找土去?要是自己的地,播種前就整平了,誰捨得糟蹋種子啊!”
幹了沒多久,眼看着別的社員已經歇了,高紅軍決定,澆不到的地就算了,其餘的地下午再說。
餘下來的休閒時光,過了而立之年的高紅軍一直在抱怨:現在的小年輕給集體幹活兒不賣力氣。他似乎忘了,就在兩天前,他自己也並沒有怎麼賣力地爲集體幹活兒。
“當時這裏並沒有分地的動力”
自從20多年前的那場車禍之後,高能權已經很少有機會深入田間地頭了,然而麥田裏發生的這類故事還是或多或少地傳入了他的耳朵裏。
“生產隊裏確實出現了"出勤不出力,幹活兒一窩蜂"的苗頭。”老支書一字一頓地說。
大多數時候,老支書都只待在村委會的辦公室裏,每天由汽車接送回家。可他對這個村子的一切依然瞭如指掌。
一位村幹部介紹:“這村委會的辦公樓是10多年前蓋的,才花了幾十萬元。”一旁閉目養神的老支書忽然開口,糾正道:“1993年,25萬元。”
有人向他詢問村裏新建單元樓的架構,他告訴對方,每棟樓32戶,打樁1038個,每個樁有4.2米深……
社員之間流傳,前些年,久不出巡的老支書偶然坐車經過一棟違章搭建的房子,第二天房子就被拆了。於是人們傳說,“村裏哪兒多了捆柴禾,也逃不過他的法眼。”
像大多數老年人那樣,高能權偏好清靜的生活。村幹部們有意無意地搬到別的屋工作,以便讓老支書獨自看報或思考。只有等老支書按鈴的時候,才聚集到一起開會。
農村基層工作通常都很繁雜。類似新建的單元樓要打井,預算多少,位置在哪,最後都要由這位一把手來定奪。
“不分田到戶”大概是高能權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決定之一,也在那段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改變了呂家莊村的命運。
1982年,全國範圍內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看着周圍的村都已經開始分田,高能權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據說,當時石家莊地委專門派來一位縣委書記,自上而下地推進包產到戶。
後來,高能權仔細研究了相關文件,他發現1982年中央1號文件裏關於農村改革講了兩點,叫“宜統則統,宜分則分”,並沒有搞一刀切。
有社員說,老支書當時不想分,但老支書說,是因爲村裏人不想分。“小崗村要包產到戶,那是因爲已經吃不上飯了。”在解釋呂家莊村爲啥“宜統”時,高能權說,地處冀中平原的呂家莊早就吃上了大白饅頭,“當時這裏並沒有分地的動力。”
在幾位年老的社員的回憶裏,早在人民公社時期,深諳農業生產的高能權就已經着手,根據農活兒的遠近、難易、髒淨等實行勞動定額管理,以此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平均主義的弊端。比如耕一畝生地,可以記0.24個工,但如果這塊地離社員家很近,則只能記0.22個工。
這種靈活變通的辦法一度讓呂家莊村迎來了最初的輝煌。有人曾查閱過統計資料,1982年晉州農民平均勞動日值爲1.09元,年平均收入爲140元,“這在當時全國來說已經很了不得了”,而在呂家莊村,當時的勞動日值則已經達到1.92元,公共積累近600萬元,並且開始了農業機械化生產。
當時,高能權找到晉縣縣委書記,要求保留集體經營的制度。但是對方做不了主。後來,他又找到石家莊地委書記,陳述了自己不分的理由和今後的計劃。
據說,當時的石家莊地委書記沉思了一會兒,說:“聽着有點兒意思,你就這麼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