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省滎陽市出臺措施，要在全市設立1000多個慈善組織，推舉出5000多個慈善大使，滎陽市委書記楊福平宣佈，要將滎陽打造成“慈善城市”。(《京華時報》8月11日)

　　報道稱，“全民參與慈善活動”最開始是由滎陽市慈善總會發出的倡議，這本算是很好的初衷。但倡議很快變成了滎陽市委、市政府的紅頭文件。然而，恰好就在此時起，“全民慈善”有點變味了。

　　說它變味是因爲，公權對本不應介入的領域介入過深，甚至有成爲強權政治的附屬產物和路徑依賴的可能，雖然這種方式可以比較直觀地顯示“領導高度重視”，並能在公權力的高壓下，使“慈善城市”成爲一種城市個性，但是，看看滎陽市的做法就不難發現，它並未擺脫政治運動式的思維，比如仍舊是“領導小組”，比如仍舊是“紅頭文件”。

　　所以，在如此濃郁的公權色彩之下，難免會使“全民慈善”變味扭曲，以致或會受政績考覈的壓力，動用行政權力強行攤派捐款，全民攀比捐資，並演化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變相逼捐運動，以金錢衡量道德，這樣一來，實際已經構成對於公民權利的侵犯，最終受苦的是廣大市民，受損的是黨和政府的形象，無疑會使善因結出了惡果。此前，山東威海等地搞的強行募捐運動，就是前車之鑑。

　　其實，慈善事業和政治工作，本來是兩回事，慈善事業是需要持久的善心和寬裕的財力去支持的，而不是簡單的行政手段，急風驟雨般“政治任務”就能做好的。但是，現在有一些官員，他們卻自以爲是父母官，全城市民都是“子民”，長官意識就可以隨心所欲號令全城，他們喜歡辦一件事情，“舉全市之力”、“舉全省之力”，圖一時之政績，而不顧慈善的長遠效益，他們不知依法行政，主要是依法規範官員的行爲。這種政治運動式的募捐思維，恰好是對慈善事業的異化和羞辱。

　　而且，更值得商榷的是，滎陽市的“全民慈善”方向，從慈善總會這一民間機構主持，進而轉向由政府主導，是否有些公權越位，或是失職上的掩蓋的意味？按說，地方慈善事業不發達，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救濟機制的缺失和城市管理的失職，公共財政的陽光難以關照這些貧弱者，因而地方政府才順手將救濟的責任推向社會，結果使得名爲“全民慈善”實爲變相逼捐的運動，最終成爲公共財政缺損的最後一塊“遮羞布”。由此，我們應對“全民慈善”的公權膨脹，犧牲和侵害民衆權利的行爲，保持必要的警惕，即使它的意圖多少美好——此時不妨重溫下馬克斯·韋伯的“意圖倫理”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