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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驥纔先生同時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天津大學馮驥纔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等職。他的時間總是被排得滿滿的，北方網記者經過多次約訪纔被安排。多年從事文化搶救工作，他奔走於全國各地；從網絡或報端，我們了解到他不斷有新作問世，或繪畫作品，或散文、小說。

　　兩種不同的工作要求馮驥纔先生要時常在理性和感性思維之間游走。對於文化搶救工作，他說那是將理性思考付諸行動，對於激情創作，他說那是隨時迸發、信手拈來的心靈渴望。於是，在馮驥纔先生的世界裡，他用思想和情感對話生命，履行自己的『心靈契約』。

　　文化遺產亟待立法保護

在馮驥纔看來，文化搶救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立法

　　眾所周知，馮驥纔多年從事文化搶救，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保護工作。多年的奔走，讓馮驥纔生出很多感悟來。他說：『非物質文化遺產跟物質文化遺產有區別。比如故宮、長城，這些都是物質性的，也是不可移動的，它是確定存在的。小件的物品比如一件陶器，它可以移動，但它也是物質性的。只要這件東西沒有破損，它是永遠存在的。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不同了。它是指那些由人來攜帶的文化遺產。比如歌舞，比如羌族吹奏的羌笛，笛子是物質的，但吹笛子的技巧和感覺是非物質的。換一個人吹羌笛，他就吹不出羌族人的那種味道來。那種味道是羌族人與生俱來的，是代代相傳，從上一代人那裡感悟到的。這些技藝都是無形的，沒有記錄的，都攜帶在人的身上。而這些流傳下來的東西很容易就消失了。如果在一個少數民族村落，他們特有的舞蹈已經沒有人再跳了，這種舞蹈就會逐漸消失。人們都不清楚它是怎麼消失的。所以它是脆弱的，是流動的，是不可靠的。保護起來會有很多困難。』

　　馮驥纔認為，商業規則的介入，對於文化搶救工作是一個致命打擊。有些文化遺產如果被確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後，那麼其含金量就高了，具有資源性和可開發的性質了。也因此，很多人就會去開發賺錢。他說：『比如一個古老的少數民族村落裡，物質性的民族服裝，一些大城市見不到的特色建築都會成為賣點。而包含著一個民族的理想和傳統，具有很好的文化內涵和意義的民間文學就很難成為賣點。往往這樣的文化遺產就不被人重視。如果民間故事不流傳，那麼它就會消失。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業化開發，就是把有商業價值的東西拿到前臺來，沒有商業價值的就放到一邊慢慢消亡，這也是一種破壞。』

馮驥纔認為，商業規則的介入，對於文化搶救工作是一個致命打擊

　　前幾年馮驥纔到貴州黔東南地區去考察，貴陽有一個法國的女學者，她用小錢使喚一些文物販子，讓他們跑到苗族、侗族、瑤族的村寨去裡，專門收購當地婦女們的特色民族服裝。那些服裝歷經幾百年非常古雅，上面的刺繡非常優美，包括首飾、銀器都非常美。這位女學者要求文物販子將賣家的姓名、民族、村寨的名字和年代都一一記錄在卡片上。她把這些原始文件和服裝分裝起來，打成大包，放到集裝箱裡，一箱一箱往法國運。她說了一句話：『將來，中國的少數民族服裝到法國去看。』貴陽文化廳知道這件事以後就把這位女學者請走了。

　　這件事給馮驥纔很大觸動，他於是和當地的文化學者一起，在當地開展文化遺產的全面普查，並進行記錄。在他看來，文化搶救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一個保護體系。國家應該出臺一個保護性法規。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馮驥纔和專家組正在制定各種保護規則，然後再通過人大立法，從法律的角度去保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建小型博物館 應對『文化空巢』現象

　　博物館是對人類文明和歷史的一種集中展示，博物館留住了歷史，也留住了人類文明。面對很多地方傳統文化存在的徒有光鮮的外表，裡面空空如也的情況，馮驥纔把它歸結為『文化空巢』現象。他說：『遠古先民在征服自然中獲得生息，繁衍後代，生存的欲望需要自然宗教觀念的幫助來超越自我，龍的傳人以偉大的浪漫主義心性創造了燦爛的巫儺文化。這種文化誕生在南方地區(相對應的，北方叫做薩滿文化)。現在，儺文化的代表性器具在誕生地已經看不見了，基本都流散到市場上。文物販子們隨意到各地去收購這些古物，在原生地周圍交通便利的大城市的古玩市場上，往往能夠找到這些古物的蹤跡。原生地如果找不到這些東西，那麼歷史的見證物就不存在了。歷史傳承的精神和驕傲也就沒有了。有人說我們有很好的藝術，但是沒有東西來證明。自豪感的依托載體已經不存在了，已經被古玩市場的商販們淘空了。當我在全國各地為了文化搶救工作奔走的時候發現，「文化空巢」現象非常嚴重。』

　　對此，馮驥纔曾經在出席全國兩會時提交一個提案：在每一個重要的文化聚集地騰出兩間房子來，建立小型博物館，把百姓喜歡的、有價值的東西放進去。這種小型博物館不必花很多錢。關鍵要符合實際情況，貼近生活。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參觀考察時，馮驥纔看到那裡的23個街區，每個街區都有一座小型博物館。居民家裡保存的一些有意思的小物件都會捐出來。他看到一位居民將家族傳承200多年的袖珍小鞋店完整地捐給博物館。小鞋店裡每一個小釘子都很精致，很有歷史價值，且獨一無二。

　　借鑒維也納的好做法，馮驥纔在天津做過一次實驗。他說：『天津老城拆遷的時候，老城東門裡有一處三進院的老房子，我跟當時的市領導建議，把它建成老城博物館。讓百姓把這塊土地上產生的有意義的東西捐出來留在老城。不然百姓都搬走了，房子再一拆掉，老城的歷史和文化就沒有了。當時我和民俗專家張仲先生一起帶頭捐東西。後來有許多百姓也都來捐贈。誰捐東西，誰就會關心這個博物館。現在老城博物館裡的文物堆得滿滿的。雖然人都搬走了，但是老城博物館把那裡的元氣保留了下來。這塊土地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會一直存在。人們對老城歷史的情感仍舊會發揮作用。做這種博物館不需要政府花很多錢，而是靠一種觀念。我們要和百姓講，這是老祖宗世世代代創造出來的、過往不復的東西。每個地方都建立一個小型博物館，留住那裡祖祖輩輩的文化精華，我們就把家園的根留住了。』

　　全民參與 將傳統技藝深入民間

馮驥纔奔走於各地進行文化搶救工作時，發現各地也在逐漸找到一些好的做法，來為文化保護工作出一份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最為重要的內容就是對於具有特別技藝的人應該好好保護，幫助他們把藝術留下來，另外幫助他們找到傳承人。這方面已經有不少地區開始把一些好的文化搬到學校去。山西南部絳州的鼓樂很有特色，過去都是傳男不傳女的技藝。現在，當地已經把這種表演技藝放到小學去普及；廣西靠近越南的地方有一個壯族聚居區，那裡有一種傳統樂器——天琴，當地人把天琴搬到學校，讓孩子們學習並傳承天琴的演奏技藝；福建泉州有宋代流傳下來的音樂——南音，也被搬進了學校；天津的楊柳青年畫制作技藝也被搬到了學校。

　　通過馮驥纔和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成員的共同努力，現在國家已經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作為文化遺產日，讓全民學習自己的文化，溫習自己的文化，激發出對自己文化的情感。

　　馮驥纔說：『文化遺產日所界定的文化是一種生活的文化。我們一降生就生活在這樣的文化裡，媽媽給我們唱的歌，生病時給我們吃的小草藥都是文化，還有生活中常用到的一些諺語，那都是文化，都透著祖先的智慧。每個人對我們的文化都是有責任的。在時代轉型的時候，很多文化要失散，這個時候，我們要出手援助自己的文化。這種保護的行為不是一個賺錢的事情，需要全社會的公益之心。』

　　寫作是心靈的渴望 作品是生命的花朵

　　馮驥纔把全國的民間文化用兩個詞來形容：深不見底和浩無際涯。到一個地方，他都會遇到大量的文化問題。如此一來，作為著名作家兼畫家的馮驥纔就沒有完整的時間搞創作了。他說：『工作會把我寫作的時間切碎。盡管這樣，我依然有寫作的欲望。寫作對於我是一種心靈的渴望，有一種東西要噴發出來，是捂不住的。所以我在新作《散花》中引用了托爾斯泰《復活》開篇寫春天的草的內容，春天的草是抑制不住的，它從任何一個牆縫兒裡鑽出來，表現了生命的繁榮。寫作也是如此，一個人對於生活的愛，對生活的情感和思考，無論是感性的還是理性的，總在不斷往外冒，所以我總得要寫。』

　　這些年來，雖然長期在全國各地為文化搶救工作奔走，但是，馮驥纔還是每年都給自己定下創作計劃，希望轉年可以寫一個長篇作品。他說特別想寫一部對生命理解的哲學作品，甚至都有完整的創作提綱，也想創作純文學作品。另外，他還在繪畫。家裡的書房和畫室桌子上，隨時都有准備好的稿紙和畫紙，這是為了應付他隨時會產生的創作靈感。在他看來，桌子上的紙好像布滿了神經，讓他總是有創作的靈感。

　　馮驥纔說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生發出來的創作激情。他說：『我從來不擠時間寫東西，時間是靈活的。我很多東西都是隨手寫的，床頭、客廳還有我常坐的桌子旁都有小本，隨時有創作欲望就記錄下來，有時就是幾句話。這些都是很活的東西，我喜歡它們自己出來。藝術的情感是不可遏制的，那我就隨著它創作。』

　　馮驥纔自己有個『心靈契約』，他認為做文化搶救工作體現的是他的思想，因為他覺得知識分子是靠思想活著的人，也是靠思想站著的人，他必須要做這樣的事；而寫作是生命的花朵，它要開花，那就由著它去。多年來，他也是一直這樣用思想和情感來對話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