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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原市長蔣宏坤已於日前出任蘇州市委書記,以接替從這一位置調任深圳市長的王榮。在官方公佈的蔣宏坤簡歷中,“在職大專”學歷引起極大關注。在此之前,從蘇州市委書記走出去的高級官員,多有“學者型官員”之稱。蔣宏坤的經歷與其前任們多有不同:他從最基層幹起,曾長期從事經濟管理工作。(8月21日《重慶晚報》)
與來歷各異、含金量參差不齊的“博”、“碩”帽官員履歷相比,蔣宏坤的教育背景因其本色、真實、“誠信”而頗顯另類。作爲具有相當行政層階的地方官員,蔣宏坤沒有隨波逐流,附身於官員學帽“大躍進”(非正常渠道和途徑)的熱潮中,更沒有像某些官員一樣,利用自己的特殊權力身份背景,進行知識資源、教育資本的非等價“兌換”;按理說,這是值得公衆正面評價的,可細一思索,人們卻很難樂觀起來:“誠信學歷”也好,誠信職業履歷也罷,即便對於一個最普通的社會職業人而言,也僅是基本的道德倫理規範要求,更遑論理應在職業道德標準上高看一線的在職黨政官員,但弔詭的是,爲何在當下的公共語境中,它卻成了躍然新聞版面、爲民衆關注和熱議的焦點事件?
除了反證某些地方政治生態場域職業道德秩序的紊亂、蕪雜和信用“摻水”現象,並進而導致體制內的官員與體制外的民衆,皆在習慣性、較大面積信用“摻水”、信譽滑坡等官場異象的潛移默化下,已呈現“信用麻木”、道德麻痹症式的非理性狀態。高標格的道德信用典範可遇不可求,太多的現實潛規則、次生態環境吞噬着民衆的信心與耐心,公衆對官員的政治道德期許標準只能一退再退,終於,它觸及到了危險的底線:與其說這是公衆對蔣宏坤“誠信學歷”的正面呼應,毋寧說,人們是藉此表達對某些官員學歷大躍進現象、道德信用摻水現象的無奈和反諷。
固然,學歷的高低與個人職業能力、工作執行力、行政領導力之間,並非絕對的等值關係,它只是一個相對易操作的標準化參考系統,沒有人、也沒有一個公共評價體系會天真地將二者之關係作本本化、標籤化處理;任何一個時代或一種職業體制之外,都可能會有懷揣專才、專長的特殊性人才遊離式存在(甚至可能爲數甚巨),對他們的兼容吸納無疑相當必要,它也是社會開放、寬容和健康活力的體現。觀諸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即便在我國封建科舉體制下,也有薦舉、特授等體制外補充性的政治人才擢拔方式;而在西方的文官制度中,除了標準化的考任制,同樣有選任制、委任制等的制度化補充方式。現在的問題是,“不拘一格選人才”應以怎樣的最優方式進行(同時讓體制外公衆與體制內公務員系統信服)?
在現行體制內,我們似乎可以找到黨內組織制度、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等規範原則及相關制度保障,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它離權利時代公民熱切的政治期許,離公開、透明、民主的現代政治倫理遊戲規則尚有不小差距。可以設想一下,若是能更積極、更大範圍地吸納民意參與,一些官員的權力兌換式、注水式學歷,必然會成爲民意顯微鏡、輿論顯微鏡定格下的形象負資產,在這個陽光和民意、輿論充當民間考官的透明考場中,官員們與非誠信、次道德資本、資源急急切割還來不及,又怎會不智地捉蝨上身?而由此政治道德元點肇始,其後的正面激勵和引導效用將源源不絕。這其實也是時代政治文明、政治理想和權利公民們所共同企見的。
從尷尬底線到理想終極,從注水學歷氾濫到政治倫理自覺,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