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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將盡,學生們又要回到學校繼續學習。一批大學新生將迎來嶄新的大學生活,而這其中不少學生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能夠走進大學校園安心學習,是得到了無數愛心人士的熱心資助。天津人,自古就有一副古道熱腸;在各種形式的慈善捐助中,天津人尤其對興學助教特別熱衷。
天津作爲北方的大都會,歷來人口的流動頻率高,尤其近代以來,戰禍連年不斷,水旱災難頻發,周圍農村的災民來天津逃難,動輒數萬人。因此,天津的慈善事業頗爲興旺,社會上各種慈善團體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慈善家極爲活躍。上世紀三十年代,《天津志略》主編宋蘊璞曾認爲:“近論河北,遠論全國,對社會公益之熱,對慈善事業之誠,慷慨解囊,樂善好施,不得不讓天津首屈一指。”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雲蘭博士多年來一直專注於近代天津慈善事業研究,她認爲,天津人的樂善好施與天津的地域特點和城市性格有着直接的關係。“從天津城市形成的歷史來看,天津是個移民城市,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這裏,需要一種互助精神來共同生存。加之天津地處九河下梢,碼頭文化造就了天津人熱情、仗義、扶危助困、打抱不平的天性。所有這些,都使得天津這個城市充滿了溫暖的味道,也使得慈善事業在這裏特別容易推行。”
任雲蘭還提到了官方倡導與媒體倡導對地方士紳投身慈善事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清末民初官方非常鼓勵地方士紳的慈善行爲,獎勵他們牌匾、牌樓等等,這無異於一種巨大的精神鼓勵。與此同時,當時的《直報》《大公報》對於慈善行爲的關注度也非常高,對義舉進行褒獎,甚至將某些個人編入地方誌,這也使得富商巨賈通過做善事實現個人‘修書立傳,流芳百世’的願望。”天津本地宗教事業發達,使得衆多普通市民也加入到了慈善活動中,所以說天津的慈善活動有着很好的民間基礎。
任雲蘭在研究中發現,天津地方士紳的慈善活動與國內其他城市還有着最大的一個區別,那就是天津的民間慈善活動始終與官方保持着微妙的關係。在全國其他地方,民間慈善活動與官方是完全分離的,互相不加以干涉。但是在天津,慈善事業的官民合作非常微妙,民間慈善機構並不介意官方的監督和介入,而官方對民間的慈善活動也始終給予各種條件上的鼓勵與支持,在這種微妙的和諧中,天津的慈善事業非常有成就。
天津開埠之後,受西方思想影響,天津本地的社會士紳在慈善活動方面有了新的認識和新的變化,與同期國內其他省市相比,帶有明顯的近代特徵。
“他們首先在慈善與救濟的內容對象上有所更新和擴大。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慈善與救濟內容僅限於育嬰、恤嫠、養老、施棺、舍藥,主要對象是社會上極端貧窮和處於弱勢的人羣,如鰥寡孤獨貧民和廢疾貧困之人。近代天津的慈善救濟事業的救濟對象有所擴大,不僅僅限於對鰥寡孤獨、貧病殘疾之人的救濟,更側重於面向社會大衆,使慈善事業具有了近代慈善公益活動的特徵。此外,天津的慈善家樹立了明顯的‘教養並重’的救濟理念。傳統時期,慈善救濟機構對收養人員往往採取單純的收養辦法,爲他們提供食宿、醫療救濟和施棺擡埋,而很少在對他們收養的同時,傳授一些謀生的技藝,以使其能夠自理自救。近代慈善家和慈善機構一改傳統做法,從單純的收養轉變爲教養兼施,慈善家積極興學助教,慈善機構也大多辦有義塾,爲適齡的學童提供受教育的機會。”
隆順榕卞家三代幫學
天津士紳助學,以家族爲體系,往往幾代人傳承相繼。民初的“鄉祠卞家”爲民初天津八大家之一,其家庭公益助學之風延續三輩人。
卞氏後人卞學診回憶,1901年天津開展新學運動。翌年由名教育家、南開創辦人嚴範孫及林墨青建民立第一小學堂,由卞禹昌(賡言)任學董。年底又由卞寶廉(酌泉)、卞世清(襄宸)與張炳邀同林墨青創辦民立第二小學,後改名天津私立第二小學。1915年後另聘卞耀昌(星南)、卞蕃昌(滋如)等六人爲校董,該校即南開區南門裏小學前身。
卞禹昌曾爲清廩膳生,庚子事變後,痛心國難,深感以教興國之必要。1905年卞禹昌自費東渡日本考察學制,回國後又遊歷上海、武昌、北京、保定等地,後被任命爲天津學務總董,籌設天津勸學所,併兼任學務處議員;學務公所成立後兼任議紳。在父輩大力支持下,卞禹昌興辦民立第二兩等小學堂。因興學有功,他與林墨青同被委以推行官立新學之校董,二人主持創辦的官立小學有16所之多。爲興新學奔波勞頓,積勞成疾,46歲即病逝。民國初年,卞蕃昌主持創立天津私立蒙養園,由卞肇新夫人、嚴範孫長女嚴智蠲任園長,卞煜光外孫女韓昹華在該園任教。而卞家最爲出名的把隆順榕做大做強的卞肇新畢生熱心教育和慈善事業,曾擔任南開中學、新學書院、匯文中學、中西女中、培才小學等校董事,1920年至1937年連任南開大學校董。
除上述卞家幾位知名人士,卞氏家族還有一位出資辦學的女性,她就是卞頌清的妻子史太夫人。封建時代女子無才便是德,女人被封閉在家中,大多不知天下事。史太夫人有鑑於此,1913年臨終前,囑其子卞會昌(際雲)喪事從簡,捐銀元5000元,興辦卞氏初等小學,資助因貧寒而失學或無力受教育之子弟。在天津縣視學兼勸學所總董華澤沅主持下,於府學明倫堂,辦起了卞氏小學;教育司和天津縣爲表彰史太夫人,贈“儒術婆心”匾一方。
義塾
天津最早的慈善教育機構
天津最早的慈善教育機構應該是清代早期興起的義塾。史料記載,義塾的主要任務爲教育學童讀書、認字和寫算,屬於官辦民助的形式,是清代早期天津地方的教育設施。清初由長蘆鹽運司設置義塾共計八處,由天津縣知縣所設的有四處。這些義學分佈於各廟宇中,沒有特定的教學場所。康熙四十七年,天津道李發甲捐設義塾四處。乾隆五十七年運使稽承志、嘉慶二年運使同興、嘉慶八年運使索諾木札木楚各增設義塾一處。
乾隆五十七年起,天津逐漸出現了民間商人富甲捐款籌辦的義塾,各類社會名流、地方士紳紛紛以興辦義塾爲樂事,爲天津地方的基礎教育奠定了基礎。義塾章程規定:凡富厚及小康之家子弟,概不收教;委系寒素,無論遠近儘可送塾。義塾又分“總塾”和“分塾”兩級,總塾收貧寒子弟已能作應試文者;分塾則收貧寒幼童,分塾生能作文時可改入總塾。總分各塾皆有定額,其額數說法不一,據《證學編》載爲20人,據《津門雜記》載則爲16人。
在同治、光緒年間,天津所存義塾,有總塾5處:計津海關道崇正、崇敬、崇文3總塾,鹽運使會文總塾及天津府興讓總塾。分設在城內外的分塾有20處,隸於鹽運使的有10塾,隸於海關道的有9塾,隸於天津府的有1塾。至光緒初年,天津共有官辦義塾23處,民辦義塾6處。後來這些義塾,隨着新學的興起,一般都爲新興學堂所取代。
天津慈惠小學,創立於1926年8月18日,校址初在法租界廣德里,經費以入抵出,所差甚巨,無法支撐時,就舉辦遊藝會義務戲等,勉渡難關,此外則賴市教育局之補貼與董事之義捐。
廣仁堂
清末天津最大的慈善機構
說到慈善機構辦學,不得不提及清末天津最大的慈善機構廣仁堂。天津廣仁堂,又名天津河間廣仁堂,是天津河間兩地官員會同地方士紳在光緒初年設立的一個綜合性社會救濟機構。
廣仁堂的設立,充分考慮了天津已有社會機構的存在,堂中設立敬節所和慈幼所,收養寡婦和孤兒,都是補原有機構之空缺。廣仁堂只收天津、河間兩地孤寡,具有明確的地域性和針對性。
建立廣仁堂的李鴻章、鄭觀應等人皆爲近代開明官員,因此廣仁堂從建立之初就帶有濃厚的近代氣息,體現了開明天津士紳的近代慈善觀念。考慮到原有救助活動方式“重養輕教”的侷限,廣仁堂設立了蒙養所、工藝所和力田所,重視對受救濟者能力的培養。廣仁堂的創建者認爲“歷來善堂,能於衣食上用心,已雲盡美。然養成一班惰民,於世何補?北方素懶,更當力挽其弊。故本堂之設,於讀書農工加之意焉。務俾一人有一人之事,漸冀自能謀生。”具體操作辦法爲:“男孩上等資質立義學以教詩書,中等資質僱梓人教以宋字刊印,餘如修發、製衣,皆可因材施教;下等資質試種桑棉稻及區田代田之屬,覓浙江老農教以種法。農隙於左近開井,庶耕鑿並行,旱年克資灌溉。婦女則紡紗織布、零星女工。”
廣仁堂內設六個分所:慈幼所,專門收養男性幼童,很像幼兒園的小班,“初收則爲其滌拆治病,繼則分撥各所授事”;蒙養所,廣仁堂裏的義塾,“擇整齊聰俊者延師課讀”;力田所,廣仁堂中的務農班,在廣仁堂周圍農田,挑選粗壯結實的孩子,僱老農教習農藝,收穫的糧食蔬菜供堂中自食或上市銷售;工藝所,廣仁堂中的才藝所,“擇不能耕讀者,令習編藤、織蓆、刻字、印書。俟年長業成,使其出堂自謀衣食”;敬節所,廣仁堂中的婦女班,專門收養“青年節婦及無依幼女,無家可歸,俟長成爲之擇配”;戒菸所,收治吸食鴉片的癮君子,“廣延良醫,妥置方藥,療治鴉片癮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