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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答記者問》一書,近日開始在全國公開發行。從國務院總理職務上退下來已六年的朱鎔基,以這本書的形式重新回到公衆視野。這種“重新迴歸”,其實不是他的聲音、形象,甚至不是他的領導風格、個性,而是他的思想、觀念及其思想和觀念的高度。
領導人出版自己的專著、回憶錄,在中國並不稀奇,實際上由來已久。很多開國老將軍,就有組織地出版過個人的大部頭回憶錄,給我們留下了有關近現代的珍貴史料。但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還很少撰寫和出版個人性專著。直到最近若干年,李鵬、李瑞環、李嵐清、劉華清等紛紛出版個人性的專題日記、回憶錄或其他著作,這種情況才改觀了。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史材豐富、史學發達的國度,歷史記錄、歷史評價一向被視爲政治的一個約束因素。對於皇帝的歷史記錄,有“起居注”,有“實錄”;立德立功的大臣,在其死後,也把他們的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可見,歷史記錄、歷史評價並非一般的文字遊戲,而是政治體制的一個方面,是延續、充實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大事。
當代中國處於大變革、大轉折的歷史時期,國家領導人處於時代的風口浪尖,他們的經歷、見聞非其他人所可比肩,他們的所作所爲更是打開這段歷史的樞鑰。他們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自然是順應歷史潮流,但歷史的必然性寓於無數偶然性中。深入國家領導人的內心和記憶深處,我們就會看見那些體現必然的偶然,目睹歷史的暗礁險灘,聽到時代的驚濤駭浪。
從這個意義上說,領導人的個人性著作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他們爲歷史講述、歷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如果他們不寫,也許歷史學家也可以根據其他文獻資料,勾勒出這段歷史的輪廓,甚至整理出一個“年表”、一份“日誌”。但如果不深入當事者的心靈,我們就難窺歷史真實的堂奧,這必定會影響我們對當代中國的理解。領導人的個人性著作,是中國改革的心靈史。
但領導個人性著作還有更大的價值,如果它真是中國改革的心靈史,我們就不難讀出個人文獻與官方文獻、個人思想觀念與大政方針之間的淵源關係,以及二者之間的張力。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人們的經歷、認識、觀念是有差別的,有時候差別還很大,領導集體制定的方針政策不僅要在決策成員之間進行折衝,而且要觀照傳統與現實。而在個人性著作中,領導人往往會留下一些個人化的觀念、思想、態度等,這是一般文獻難有的。
好在中國日新月異,經濟、政治都在發展進步,彼時還是某個領導人個人化的觀念看法,此時已成公開的方針政策。有媒體饒有興趣地摘登了《朱鎔基答記者問》一書關於人權、民主的問答,這在朱鎔基答問之時,不僅CNN記者伍德拉夫覺得敏感,而且國內也未必不覺得“問題尖銳”。伍德拉夫當時問“中國對民主有什麼害怕的嗎?”朱鎔基回答:“我爲民主奮鬥了一輩子,因此,我覺得民主沒有什麼可怕的。”現在,人權已經入憲,而民主則被我們視爲“社會主義的本質”。
領導人的一時作爲無法超越歷史,但他的思想觀念可以走在歷史的前面,而歷史終究又會將歷史上所有的人及其觀念超越。讀領導人的書,需要對照歷史、實際政策與今天的現實來讀。這樣讀,我們就可以讀出人的夢想,發現國家的希望,看到我們的未來。(楊於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