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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舉行的五次人口座談會之後,“只生一個”成爲新人口政策的重要標識。
田雪原
1980年3月到5月,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五次人口座談會。作爲人口科學研究者,田雪原受邀參加。“只生一個是否可行”被作爲主要議題,在會上展開討論。
面對人口失控,“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生育政策,已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在論證了各種問題可以被克服之後,“只生一個”成爲新人口政策的重要標識。
-那一刻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爲基本國策,兩個月後寫入新修改的《憲法》,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講述者
田雪原:1938年8月生。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博士生導師、研究員。
爲馬寅初翻案
上世紀60年代初,田雪原在北京大學上學時,適逢老校長馬寅初遭到第二輪批判。早在50年代,馬寅初就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論。由於“左”的思想影響,馬寅初被批爲“中國的馬爾薩斯”,“人口越多越好”成爲主流聲音,人口問題成爲無人敢觸動的“禁區”。
因爲失去有效控制,人口規模日益膨脹。據統計,1950年我國總人口爲5.52億,1970年增加到8.30億,年平均增長20.60‰,遠遠高於世界平均速度。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1971年,國務院批轉《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
還在北大上學期間,田雪原就研讀過馬寅初《新人口理論》等文章,也看過不少批判馬老的文章,對馬老的遭遇感到不平。1979年8月5日,《光明日報》全文發表了他的《爲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翻案》一文。這篇文章產生很大影響,作爲爲新人口論平反的重頭文章,對人口理論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上世紀70年代末,國家制定了“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晚”指結婚生育年齡晚,“稀”指生育孩子的時間間隔要拉開,“少”是指生育的孩子數量要少。這三者中,“少”是核心。當時,全國普遍流行的宣傳口號是:“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1978年,國家第一次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要求。
田雪原說,此間,有些地方的羣衆要求“只生一個”,發出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倡議。
1979年12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在成都開會。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在會上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是我們計劃生育工作的着重點轉移。過去我們說,‘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現在提出來‘最好一個’,後面那個‘最多兩個’沒有了,這是我國目前人口發展中的一個戰略性要求。”
“中國的人口增長像一輛已經發動起來的汽車,有很大的慣性力,僅靠它自己慢慢停下,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田雪原說。面對高速增長的人口,來自民間的呼聲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要求結合起來,終於踩下了“急剎車”。
“老大憨”是否存在
1980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內,一場影響億萬家庭的大討論開始了。田雪原記得,他走進會議室時,看到裏面坐了將近一百人。除了國家計委、經委、公安部、民政部、衛生部、教育部等部門的領導,還有中科院、社科院、首都高校人口學、醫學、遺傳學、生命科學和控制論等方面的專家。
這是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央辦公廳召開的人口座談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是否可行,會遇到什麼問題,如何解決。
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這在當時,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都是史無前例的事情。與會人員發言熱烈,很多人用“失控”一詞來評價當時的人口增長勢頭,大家都感覺人太多了,但是隻讓生育一個孩子,又嫌太少。這就是國與家、宏觀與微觀之間的矛盾。
有人提出:羣衆中流傳着這樣的話,叫做“老大憨,老二聰明,但是最聰明的還是老三,俗話說猴仨兒猴仨兒”!此言一出,一片騷動,是啊,人口數量控制再好,如果智商下降、人口素質下降,這個責任誰負得起?
休會後,有人開始查找材料,進行論證。最後,大家形成以下共識:
首先,說“老大憨”是沒有科學根據的。與會同志查閱的國內外資料表明,第一個孩子並非就不聰明,成名成才者爲第一個孩子的,大有人在。
其次,老百姓的這種說法跟過去多生多育有關。因爲生的孩子多、生活困難,老大往往是“半個爹”或“半個媽”,要照顧弟弟妹妹,往往更加忍讓,給人“憨”的印象。如果只生育一個孩子,老大不再承擔這一職責,“老大憨”就不存在了。
第三,當時,我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雖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尚未確定,處在“摸着石頭過河”階段。但有經濟學家認爲,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已經走到了死衚衕,必須進行改革,發展商品經濟。而發展商品經濟,人們的價值取向和婚育觀念就會發生變化。伴隨而來的,是未婚先育、流產比以及離婚率升高等現象的增多。因此,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但生育和留下來的孩子不是所懷的第一個孩子的比例會增加。
田雪原說,有了這三條共識,會議終於下了提倡生育一個孩子的決心。
勞動力不夠怎麼辦
論證了智商問題後,又有人提出,如果一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出現勞動力短缺怎麼辦?當時,社會勞動生產效率不高,勞動力的多少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這是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
田雪原等人對此的迴應是,生育一個孩子以後,出生人口減少,但是一個新生兒成長爲勞動力要等18年以後,當前不會有影響。18年以後怎樣呢?勞動年齡人口還是要繼續增長的,大致要增長到2020年前後;回到目前的水平,要到2040年以後。我國人口問題的性質,是人口和勞動力過剩,即人口壓迫生產力,而不是像發達國家那樣生產力壓迫人口。起碼在未來半個世紀內,不會出現勞動力總量短缺。依據生育率和人口變動,爲了避免若干年後可能發生勞動力短缺,提前對生育率做出某種調整,也是可以做到的。
田雪原說,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出生率下降和出生人數減少,在未來三四十年內,還會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所佔比例升高、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佔比例下降的時期。即社會負擔較輕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人口機遇期。
又有人提出,只生一個孩子肯定會引起老齡化。對此,田雪原等專家的觀點是,一定程度的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實現人口零增長必經的階段,並不可怕。只要把生育率控制在合理水平,老齡化就能保持在社會經濟能夠承受的限度內。
田雪原說,按照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老齡化程度不能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進入21世紀,65歲以上的老人不能超過26%。這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警戒線”。
警惕“421”
一個個問題被論證解決之後,又一個新問題被拋出來:如果只生育一個孩子,若干年後會導致421家庭結構,即4個老人、一對年輕夫婦和一個孩子組成的家庭。這樣的家庭結構是難以爲繼的。
田雪原等專家認爲,“2”和“1”存在的前提,是兩代人都是獨生子女結婚和生育一個孩子;如果我們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着眼於一代人,獨生子女者結婚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就從根本上脫離了這個前提,不存在爲“1”的問題。
有人提出,生一個孩子搞上半個世紀、一個世紀也不爲過,中國人口應該減少一點;也有人反對這樣的意見,認爲那樣一來,“421”就要不可避免地來臨,勞動力供給和老齡化問題無法解決。
田雪原受命起草向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他在《報告》後面撰寫了幾個《附件》。其中之一,是《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多長時間爲宜》。他指出,提倡生一個孩子既非權宜之計,搞上三年五載就草率收兵,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非永久之計,搞上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是不可能承受勞動力下降和老齡化嚴重、不堪重負壓力的。而是一定時期,具體說,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政策,即25~30年的一項政策。
1980年3月到5月,人口座談會接連開了5次,從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轉到人民大會堂,最後形成文件回到中南海,幾經周折才確立了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
9月,《中共中央關於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揭開人口控制新的一頁。
從犧牲到自覺
此後,無論是鄉間還是城鎮,“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被悄然頂替,刷在牆上的標語變成了“只生一個好!”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爲基本國策,兩個月後寫入新修改的《憲法》,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1984年,生育政策調整,各地普遍實行了農村獨女戶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
田雪原說,提倡生育一個孩子實行之初,難度很大。那時候,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並不高,而孩子提供給家庭的勞動——經濟效益、養老——保險效益等卻比較高,尤其在農村。他認爲,提倡生育一個孩子不是最好的辦法,而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是爲了儘快將人口增長率降下來,在一定歷史時期採取的生育政策。因此要對“只生一個好”那樣的宣傳口號做具體分析。對誰好?對國家好、對民族好、對經濟建設好;對個人家庭卻不一定好:沒有兄弟姐妹好?農村家庭少一個勞動力好?不一定。因此,那時候,主動生育一個孩子的是覺悟高的表現。對於只生一個孩子的家庭,國家給予獎勵,就是因爲他們做出了犧牲和奉獻。
當前,“只生一個”時期的部分“80後”已進入婚育年齡。部分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80後”,按政策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們,仍然選擇生一個孩子。
“只生一個”由“犧牲”轉向了“自覺”。田雪原說,現在生育一個孩子、培養到成人得要多少金錢和精力?另外,又有多少人年老了,能靠孩子養活呢?孩子不啃老就不錯了!
在田雪原看來,生育孩子成本的提高和孩子養老效益等的降低,促成了部分人“只生一個”的自覺。假如,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經濟達到如今的水平,提倡生育一個孩子也許花費的力氣要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