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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臺縣平橋鎮西張村村民張和法當選村委會主任後,自掏腰包數十萬元為村裡修築公路,並轉讓他在一家商場的部分股份給當地百餘戶村民;東陽市城東街道斯村黨支部書記斯文斌,承擔了村裡所有辦公家具與辦公用品的費用,還帶頭撰文論述如何成為新型農民。
據浙江省民政廳統計,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業家、工商戶、養殖戶等先富起來的人擔任村委會主任或村黨支部書記,其中不乏資產過千萬元乃至上億元者,被稱作『老板村官。』經濟實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後,為村裡出錢出力,帶動村民致富,可這一現象也引發爭議。
富人治村?
每天8時,杭州市蕭山區向公村黨支部書記傅月水就到辦公室處理村務。他原來經營一家房地產公司,當選黨支部書記後,就將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給家人,自己一心一意當『村官』,甚至周末都不休息。
同傅月水一樣,義烏市城西街道七一村黨支部書記何德興把自己的托運公司交給妻子打理,自己天天『上班』,還將工資捐給村裡的老年人協會。
與這兩位『全職村官』不同,也有村乾部選擇『兼職』:一邊管理自己企業,一邊抽出一定時間到村裡『上班』。有的還委托代理人處理村裡大小事務。
浙江省民政廳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處處長陳建義認為,不論這些人用什麼形式擔任村乾部,背後動因無非兩種:一是自己的主動訴求,期望實現人生價值,回饋家鄉,帶領鄉親共同致富,有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等;二是村民認同,村民認為富人思路開闊、能力強,當村乾部後可以帶領大家致富。
陳建義說,『這些人的創富能力得到村民信任,在村民眼中,「老板村官」就是「能人村官」。』
浙江大學一位研究人員說,這些『老板村官』不僅用自己的資金建設新農村,還為農村未來發展謀劃出路。因此,對政府而言,更加看重的是這些村乾部的開闊思路、較強的組織能力和長期企業經營中形成的現代市場理念,而這些在新農村建設中作用突出,對農村經濟發展意義非常。
背後隱懮
一些村民說:『有錢了,富人想當官很自然。』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富人躍上農村政治舞臺雖有『好處』,可賄選、精力分散等多受詬病。
在村委會換屆選舉前,送錢送禮拉選票的事情在不少農村出現。
2008年浙江省第八屆村民委員會選舉後,各地查出各類違法違紀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賄選居多。義烏市就查處了37起破壞選舉和賄選案件,10名黨員受到黨紀處分,90人被行政拘留。
陳建義說,對賄選的界定和查處目前還存在一定難度。『你很難去界定多少錢是賄選,在農村,很多人沾親帶故,人情關系復雜。此外,對賄選來說,守法成本遠高於違法成本』。
『老板村官』的精力分散還導致了村乾部是不是需要專職化的討論。溫州、臺州等地農村還存在村委乾部一直在外經商賺錢,村裡事務找委托代理人處理的情況。
有關人士認為,由於村委會是自治組織,其核心是『不脫離生產』,因此不可能要求他們像公務員那樣限制經商,然而對於村務『委托代理』的現象是不允許的,因為村乾部肩負著村民的信任,他們沒有權利轉嫁這種信任。
村乾部處事的動機大多是公益考慮,背後隱懮也不容忽視,一旦『公益衝動』變成違規利己的『私益衝動』,監管就成為一個課題。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鄉鎮乾部認為,在這些由富人群體組成的村乾部團隊中,存在利用手中權力進入更高平臺、發展更好人脈、進一步謀求或保護自己經濟利益的做法,甚至不排除在村集體經濟中做手腳、撈好處、發展壯大自己家族勢力的行為。
監督機制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孔寒冰認為,目前,農村的突出問題是人纔空心化。富者往往是當地能人,與其讓富裕的能人選擇離開農村,不如讓他們通過村乾部這種形式盡可能留在農村,為『三農』發展服務。同長期困擾農村的人纔和資金外流現象相比,這是一種人纔和資金回流的好方式。
新農村建設不可能有固定模式,各地農村靠什麼途徑實現,需大膽探索。杭州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傅立群認為,『老板村官』雖然體現了財富力量對選舉的作用或滲透,卻是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成果,因此不能簡單施以好壞判斷,更不可一棍子打死。
傅立群認為,企業家走進基層組織『從政』是一種趨勢,『富人治村』及其伴隨的某些不良現象,如果政策調整得當,這批乾部可以成為推進鄉村民主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要避免『富人治村』帶來的一些負面問題,最關鍵的是完善監督機制,用公開、透明的制度來解決問題。傅立群建議,進一步完善農村民主管理制度,凡重大事項必須先經村委會和村黨支部討論,再提交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深化村務公開化,真實、及時公開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保障村民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量化目標管理,形成優獎劣汰的用人機制,對那些謀位不謀政的村乾部及時調整並進行責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