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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當年參加過開國大典的人民日報老編輯趙培蘭。我按照預約的時間到達她家時,她已經泡好茶等着我了。八十多歲的趙培蘭同志思維敏捷,表達清晰。談到她漫長人生中的幾個難忘的鏡頭,至今歷歷在目。
難忘那幸福的時刻
趙老敘述起六十年前參加開國盛典的情景,依然非常激動:
我能參加這次盛典,真的是太榮幸了!十月一日那天,人民日報參加盛典的大約有一百多人。編輯部除了保證當天出報的同志、體弱的同志外,多數都去了,工人同志因爲許多做夜班去的比較少,報社給每個人帶了點兒食物和水。我記得最清楚的有江夏、穆陽、柳邦、劉野、劉振祥、秦翠香、秦軍光……那天上午八時許,我們在王府井辦公院子裏(僞華北日報地址)整隊出發(有同志記得是從煤渣衚衕2號出發),九時許到達天安門。當時的天安門廣場和現在不一樣,沒有觀禮臺,華表兩側各有一座紅牆黃頂的三座門,和天安門城樓形成一體。當天天安門廣場分成了很多方陣,人民日報因爲是中直機關黨委領導下的一個單位,所以同中聯部、中組部、中宣部的同志組成一個方陣,就站在西華表西南、西三座門南邊;中央政府各部委、工、青、婦各羣衆團體依次排列成一個個方陣;北京市各部門也都組成了幾個方陣。在這些方陣前,靠近長安街的是穿着鮮豔衣裙、戴着紅領巾的少先隊員隊伍。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隊列整齊有序。上午11時許,這些方陣的領隊活躍起來了,拉拉隊互相呼喊讓對方唱歌,廣場上空此起彼伏的歌聲,響徹雲霄。
下午3時整,大會開始。毛主席按動電鈕:鮮豔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全場唱國歌。接着,毛主席用洪亮的聲音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這時,歡呼聲、掌聲如雷鳴般響徹廣場上空。不一會兒,從天安門城樓的東南角傳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齊越、丁一嵐兩位播音員現場直播的聲音,聲音高亢激越:現在遊行開始,工人隊伍過來了,一輛輛彩車上有大型機器、有穿着整齊服裝的工人……農民隊伍過來了,京郊農民豐收了,彩車上有巨大的南瓜……學生隊伍過來了,他們依次走近天安門前,接受天安門城樓上領導的檢閱……最後是陸海空三軍威嚴的隊伍走過來,三架飛機從我們頭頂飛過……每次隊伍經過,我們都盡力踮起腳來,但因爲人太多,廣場太大,我們只能看到彩車的上半部,可已經非常滿足了。……
永遠不能忘卻的痛
趙老向我談起了她的家事、經歷,談起她是如何走上革命隊伍的:
我的老家是山西省遼縣(後易名左權縣)。左權縣在抗日戰爭前有七萬人,抗戰時期,在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八路軍一二九師領導下,遼縣百姓一萬人參軍,一萬人支前,一萬人犧牲。劉、鄧盛讚左權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功勞,和左權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他們在左權住了五年時間,當年他們在麻田的住處至今保存完好。
抗戰時期我還很小,但我親眼見的、親耳聽的,同胞們慘死在日本侵略者手下的各種景象,閉上眼就在面前,不敢想,不敢說,提起來心疼。尤其是我父親的慘死,那情景刻在我的心上,永誌不忘。
1939年5月,日本侵略軍佔據了遼縣縣城,我們舉家逃難到南鄉南冶村。1941年年關反“掃蕩”前,聽說駐紮在遼縣城的日軍要突襲桐峪鎮,南冶村就在桐峪北邊,是必經之地。我和父母親及南冶村的部分羣衆,在當地民兵的指引下,逃到南山躲避。一天早上,漫天大雪,日本鬼子的機關槍響了,好像就在我們的身後,大家趕緊沿着山崖躲避。慌亂中,年近花甲的父親一腳踩空,墜下山崖。我和母親從旁邊出溜着滑下去找到了父親。父親口吐鮮血,疼痛難忍。母親只能用手絹蘸着雪給他擦去嘴上的血跡,溼一溼他的嘴脣。三個人緊緊靠着山崖,不敢出聲。這時,敵人的機槍又在對面山頭上掃射,幸虧我們在半山坳裏躲避,否則三個人都沒命了。大約下午四時左右,太陽落山了。南冶村的四個民兵找到我們,他們要把我父親背上山,轉移到別處去。 ……
陰差陽錯的一段姻緣
談起與人民日報社原總編輯李莊相識、相知、相愛的那段經歷,86歲高齡的趙培蘭老師淡淡一笑說,這是一段在特殊年代——戰爭時期、特殊地方——太行山上陰差陽錯的一段姻緣:
抗日戰爭時期,李莊在太行山上已經是名記者。我常在《新華日報》上拜讀他的文章。彼此並沒見過面,更不瞭解。此後因爲在文聯工作的關係,又有同志們介紹,就這樣走到一起了。
1947年元旦,我們在晉冀魯豫原人民日報駐地——武安縣河西村結婚。我在河西村住了7天,又趕回文聯工作。我們的工作都很忙,李莊在報社更忙,兩個單位相距90多裏地,平時難得見面,只有互遞魚書。結婚後,李莊到文聯來看過我三次,都是來去匆匆,未多耽擱。當年中秋節前,他曾寫信說要到我這裏過節,後來因爲工作離不開,就寫來一封信,訴說相思之情,信裏還附了幾句小詩:“中秋夜,默默叩寒窗。夢裏依稀說心話,醒來口角染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