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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華網。 |
錢學森是一位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我近30年來一直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並總是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我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絕不會不愛人民的,絕不會不愛國的。”
錢學森1955年離開美國後,再也沒有去過那裏。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學院授予他“傑出校友”的稱號;1986年6月,南加州華人科學家工程師協會給他授獎;1989年,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在紐約給他授獎,他都沒有去。錢學森對美國人民、美國科學家同行懷着十分友好的情感,他出於什麼考慮此生此世再也不踏上美國的國土呢?1985年,一位美國朋友針對“錢學森訪美”問題向我國國務院一位領導人說過:“在美國移民局的案件中,錢當初可能算是驅逐(deport)出境的,因此必須經由某種特赦的手續才能入境。這就必須要你和韓大使出面的地方。真的這樣做又得向美國政府求情,或是無形中承認他們當初的措施是對的,這一點在錢的心裏必不滿意。”錢學森1985年3月9日給我國國務院一位領導同志的信對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國。……事實是我如現在去美國,將‘證實’了許多完全錯誤的東西,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國政府逼我回祖國的;早在1935年離開祖國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學、地下黨員戴中孚同志保證學成回到祖國服務。我決定回國是我自己的事,從1949年就作了準備佈置。……我認爲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我不能沉默,歷史不容歪曲。”錢學森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的品格,正是江澤民總書記稱讚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氣節”。
錢學森一直堅持給來信求教的中、青年人用工整的字跡親筆回信,也一直堅持用工整的親筆信與許多學科領域的科學家探討問題與提煉思想,書信是錢學森宣傳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信仰、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以及汲取科學成果來不斷深化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條途徑。錢學森在給何祚庥的一封信中說:“量子力學問題已經吵了50多年了,還沒有解決,近來驗證了貝爾(Bell)不等式,問題更嚴重了。我認爲我們中國的物理學家和哲學家應該投入這一研究,並比較滿意地解決它,也在此過程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錢學森在給山西大學自然辯證法教研室一位朋友的信中說:“我向蘇步青先生請教數學思想的發展。他說這個問題稱元數學(metamathematics),有三派:一派是B.羅素(Russell)的邏輯派,似只有邏輯家感興趣;一派是L.E.J.布勞威爾(Brouwer)的直感派,要求直接正面的顯示,也遇到困難;一派是D.希爾伯特(Hilbert)的悖論反證派,它曾風行一時,但自30年代出了K.哥德爾(Codel)的不完備定理,這派也垮了。他說,所以元數學的狀況是不令人滿意的;我國數學界也沒有人敢碰!我聽了之後,心中感到非常開朗,這不是說元數學在等待着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待着辯證唯物主義嗎?”
從1986年1月7日開始,錢學森親自領導了“系統學討論班”的科學活動。參加討論班的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分別來自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航空航天工業部等單位。錢學森在討論班開始時向這羣中青年科學工作者提出,要吸取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把它作爲建立系統科學的基礎科學,一切系統的一般理論——“系統學”——的構築材料。他說:“我認爲把運籌學、控制論和信息論同Von.貝塔朗菲(Bertalanffy)、I.普里戈金(Prigogine)、H.哈肯(Haken)、H.弗洛裏希(Frohlich)、M.艾肯(Eigen)等人的工作融會貫通,加以整理,就可以寫出《系統學》這本書。”討論班強調學術民主,實事求是,錯了就改,討論中大家一律平等,這是馮·卡門所倡導的“學術民主”傳統的發揚。錢學森親自確定討論選題,幾乎參加了討論班的每次活動,每次都作啓發性或質疑性發言。直到今天,討論班的活動經久不衰。這個討論班已提煉了系統學的一些基本思想,提煉了開放的複雜巨系統的方法論,鍛鍊了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創造性思維能力。這個討論班體現了錢學森研究與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生動活潑的形式,也體現了錢學森具體培養科學事業接班人的不倦精神。
在1980年3月15日召開的全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錢學森提出了“科學技術現代化一定要帶動文學藝術現代化”的思想,並且提出“科學文學藝術”概念來豐富與發展科普事業的內涵。他說:“我們大家所習慣的世界只不過是許許多多世界中最普通的一個,科學技術人員心目中還有十幾個二十幾個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學藝術家們用他們那些最富有表達能力的各種手法去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學藝術。這裏的文學藝術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象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驚險故事,但很驚險。它將把我們引向遠處,引向高處,引向深處,使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發揚提高。”錢學森歷來主張,一個有責任感的科技工作者應當把科普視爲自己事業的一部分。一個專業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夠向非該專業的或不在行的人說清楚一個科學技術問題,他的學習和知識就是不完全的。一個專業科技工作者要會寫學術論文,同時也應該會寫科普文章,要把科學領域裏的成就寫得通俗易懂,人們愛看,纔算夠格。錢學森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科普節目的忠實聽衆,是高級科普雜誌美國《科學美國人》(Scientfic American)和英國《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的長期讀者。他在一封書信中說:“在中國科普作家中我喜歡高士其同志的作品。在外國科學文學家中,我喜歡美國的Rachell.Carson,她有三本書:《Under The Sea-wind》,《The Sea Around Us》和《The Silent Spring》,後者有中譯本,叫《寂靜的春天》。她的作品是把科學與文學中的散文融合在一起。這些中外作品都可稱科學文藝中的珍寶。當然,還有再高一級的東西,那就是在科普作品中用科學幻想預見若干年後科學技術的重大發展。這就是奇珍異彩了。例如,E.薛定諤(Schrodinger)的《生命是什麼?》,他預見了20年後的諾貝爾獎金項目遺傳密碼之所在。我向往的,是這類高級作品,它們代表了科學與藝術結合的光輝前景。”
1980年12月,他在剛滿69歲時向原國防科委領導呈遞的報告中說:“明年我將是70歲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在導彈,衛星科學技術方面年富力強的科技幹部大有人在,我理應讓賢。所以我再次請求組織,讓我明年退休。”在這個報告中,他十分嚴肅負責地向組織推薦了可以接替他工作的人選。不再擔任技術領導職務後,一旦他在國防科技工作直至整個國家科技工作方面有所發現,他就積極地向領導機關乃至向國務院提出建議。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很多,例如再次提出關於建立國民經濟建設總體設計部的建議,以及關於對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許多重要建議。
錢學森說過:“我作爲一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爲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後對我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滿意的話,那纔是最高的獎賞。”“一切成就歸於黨,歸於集體。”就導彈航天技術方面來說,他早在1982年就說過:“中國航天事業的成就是全國人民支持、千萬人辛勤勞動和黨、國家領導的結果,我個人不過適逢其會,做了一點點事;自己想來,也很內疚,因爲做得太少了。”
1991年10月16日,錢學森在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他“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範獎章的儀式上的講話中說:“我這一輩子已經有了三次非常激動的時刻。”第一次激動的時刻是在1955年向馮·卡門告別的時刻,“手裏拿着一本在美國剛剛出版的我寫的《工程控制論》,還有一本我講的物理力學的講義,我把這兩本東西送到馮·卡門老師手裏,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說,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這個時候他已經74歲了。我一聽他這句話,激動極了,心想,我20年奮鬥的目標,現在終於實現了,我錢學森在學術上超過了這麼一位世界聞名的大權威,爲中國人爭了氣,我激動極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激動。”“在建國10年的時候,我被接納爲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這個時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動的,我錢學森是一箇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了!我激動得睡不着覺。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動。”“第三次的心情激動,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寫的《史來賀傳》的序。在這個序裏他說中共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五個人作爲解放40年來在羣衆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我看見這句話,我心裏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錢學森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思想家。他把科學理論和火熱的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精神結合起來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論,一方面是火熱的鬥爭,是“冷”與“熱”的結合,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裏沒有膽小鬼的藏身處,也沒有自私者的活動地;這裏需要的是真才實學和獻身精神。由於錢學森對科學事業的重大貢獻,人民感謝他,並給予了他應有的崇高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