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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與周培源夫婦以及多名在美留學生合影。 |
能在中國科技大學完成大學本科的5年學習,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建校初期,中國科學院發揮人才、設備等的優勢,全力支持中國科大辦學,在“全院辦校,所繫結合”辦學方針的指引下,大批科學家給我們上基礎課,同時還指導我們低年級的學生開展科研工作。
1959~1960年,我們還是大學一二年級的時候,近代力學系的同學就成功研製了“人工降雨火箭”,後來併入力學系的工程熱物理系(後改爲噴氣技術熱物理專業)的同學們研製了脈衝發動機,我是研製小組的一名成員。脈衝發動機結構簡單,能在常溫、常壓下無須助推便能點火起動,產生推力。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就以脈衝發動機爲動力研製成功了當時十分出名的V-1型導彈,用它來對付英國和盟軍,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威懾作用,隨後德國才研製了以火箭發動機爲動力的V-2型導彈。作爲V-1型導彈,其致命的弱點是工作穩定性不高、工作時間短、噪音大、推力有限。但作爲大學低年級的學生,在打深厚基礎知識的同時能接觸尖端科學技術,培養熟練的實驗技能及開拓廣博的知識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在研製脈衝發動機的過程中,錢學森先生曾兩次對我們進行直接指導。一次是對脈衝發動機的熱力過程、研製關鍵作了明確的指示;一次是對在多次試車過程中出現的故障,作了解決問題的提示,要我們從發動機的簧片選用材料上下功夫,要選既有耐高溫又有彈性的合金。當時的故障是作爲進氣通道的活門,同時又作爲堵塞燃氣返泄的金屬簧片,在有壓高溫的情況下變形並喪失彈性,使脈衝發動機無法工作。經錢先生指點,不久就找到了耐高溫、又有彈性的合金薄片,加工製造後裝入發動機,結果成功了,發動機發出雷鳴般的吼聲,活動小組的同學們感到無比高興。錢先生還指出,脈衝發動機發展的前景不佳,但作爲搞科學試驗的初學者來說,確是一件理論與實踐結合、培養動手能力和實驗技能的一次很好鍛鍊。在名家大師的指導下,初次進行一些科研活動,確實終身受益。
大師講述宇航知識
1961年4月12日,以科羅廖夫爲首的蘇聯航天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首先用火箭將“東方1號”載人飛船送入了太空,尤里·加加林乘飛船用108分鐘繞地球一週並安全返回地面,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它標誌着人類自身已經進入太空領域。未來參與尖端科學技術的中國科大的學生,渴望能更多地知道載人航天飛行的有關知識。僅過20天,即1961年5月2日,錢學森先生到校給全校師生作了一場關於載人宇宙飛船的精彩的報告。當時學校萬人空巷,錢學森先生的報告讓師生們聽得十分入迷。
錢先生從人類對航天的嚮往、前人的各種科技活動、載人航天的動力需求、飛行器結構的設計和製造、飛行軌道的設計、發射、制導、運行和回收及人的超重、失重和空間醫學等一系列的難題中,有層次地、簡明扼要地作了介紹。報告結束前,還特別對同學們提出了要求。錢先生講到了蘇聯20世紀40年代新辦的技術物理學院爲前蘇聯人造衛星的上天和返回式衛星的發射成功及載人航天的輝煌成就培養出一大批尖端科學人才。
錢先生說,今天的科技大學,也要爲國家在未來的十至十五年內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尖端科學技術人才。他要求同學們勤奮學習,紅專並進,團結協作,艱苦奮鬥,肩負着國家的史命,爲國防的現代化作出貢獻。回想這次報告,至今難以忘懷,深深地印在當時科大每個學生的腦海裏。
1961年9月,錢學森先生給近代力學系的58、59級400多名學生親自講授星際航行概論課程。聆聽大師的直接面授,使每個聽課的同學興奮不已。當時來聽課的人還有北大、清華、北航、北京工業學院等兄弟院校的老師以及力學所、自動化所、物理所、電子所的一批專業人員,錢先生每週上一次課,一次4個學時,一個學期中只有一次因去蘇聯訪問而調課外,從沒有缺席。錢先生聲音洪亮、語言精練,對授課中的重點、難點和疑點講述得十分清楚。板書非常規矩,數學推導嚴謹、漂亮。錢先生每次上課總是先用四五分鐘時間講航天技術方面的國際動態,鼓勵同學們爲祖國的航天事業貢獻出自己的才智,最後又佈置一些思考題,使同學在課後多加思索,培養同學幹一行、專一行和養成善於思索的良好習慣,以發揮同學們在航天技術方面的創造性。
開卷考試測驗基礎
錢先生給學生的考試也很特別,是開卷考試。其實我們更怕開卷考試,因爲題目肯定是在講稿上、筆記本上找不到的。
那次考試的日期正好是寒冷的1月份,上午8∶30開考,到中午仍沒有一個人交卷。考試的題目只有兩道,至今我還記得:第一題是一道概念題,佔30分,一般都能拿到20分左右,但要拿到25分以上就會有一定的困難。第二題非常特別,即“從地球上發射一枚火箭,繞過太陽,再返回到地球上來,請列出方程求出解”。題目很明確,可我們就是沒法下手,火箭的速度要達到第二宇宙速度是必定的了,但先得脫離地球的引力,也就是說首先要達到第一宇宙速度,再加速到第二宇宙速度;火箭的運行軌跡一定要與地球繞日軌跡在同一平面。但地球附近還有月球,地球本身還在自轉,因此邊界條件的確定就十分困難。同學們冥思苦想,抓耳撓腮,很難下筆。
到中午時,錢先生說,先吃飯吧,回來再考。飯後繼續考,直到傍晚,大家只好交了卷。考試成績出來後,卷面竟有95%的同學不及格,錢先生也有辦法,在所有卷面分的基礎上開方再乘以10,這樣得36分的同學就成了60分,而卷面100分的同學還是100分。這一來,75%的同學及格了,再加上平時的分數,80%多的同學過了關,只有近20%的同學需要補考。
這次考試錢先生很不滿意,他認爲同學們的數理基礎還不夠紮實,需要一定的時間補課。故力學系58級學生在校多留了半年時間,錢先生選用了馮·卡門和比奧(錢先生在美國上研究生時的導師和師弟)寫的《工程中的數學方法》一書作爲一門課程,另外是補高等數學,從極限開始到數理方程。半年下來,光數學題就做了近3000個。雖然工作晚了半年,但對學生最大的好處是打下了紮實的數理基礎,這使絕大部分同學在後來的科研工作中受益匪淺,很快成爲同年齡科技工作者的拔尖人才,爲“兩彈一星”的成功作出了貢獻。
1963年,我們畢業了。錢先生和留校任教的十多名同學開了一次座談會,我是其中一個。教我們如何當助教,如何做人,如何做學問,如何教書育人。錢先生用了《三字經》裏面的兩句話“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來教育我們。作爲教師,本身就應爲人師表,以身作則,自強不息。還要愛護學生,虛心向老教師學習,只有先做學生,才能成爲真正的老師。這些教導爲我們繼承科大的優良傳統,爲我們後來的成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