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勞工對日索賠有結果了，84歲的老勞工邵義誠替360名中國勞工爭得了約合1886萬元人民幣的補償。10月28日晚上10時許，邵義誠結束了赴日之行，返回天津。這是對日索賠十幾年來，邵老第一次討到說法。這十幾年來，他有過怎樣的曲折經歷？當正義一次次被忽略，當維權之路舉步維艱的時候，他又有着怎樣的心路歷程？昨天，邵老接受了本報的獨家專訪，披露了不少鮮爲人知的細節。

　　不接受採訪是因爲要保密

　　“經過這麼多年總算可以說話了”

　　自從2004年7月邵義誠等人對日本的索賠二審勝訴時起，本報即開始追蹤報道此事，那也是這起對日索賠事件首次在媒體上披露。這幾年，邵老接受的採訪並不少，但他從未向任何一家媒體講過他這些年來的索賠全程。

　　之所以不講，是因爲“要保密”。邵老說，開始時，交涉一直特別艱難，西松建設公司態度強硬甚至蠻橫，在日本，中國勞工的索賠不被大多數人接受。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媒體視角和立場不同，他們擔心如果將索賠全程置於媒體的追蹤之下，會影響到交涉的進程。

　　此外，早在十幾年前，邵老剛剛介入對日索賠時，中國國內的一些人也有誤解。“大爺，大老遠的，一個人去日本，別讓人把您害了吧。”邵老第一次去日本前，管片民警就曾這樣提醒他。

　　“這次回國前，我就跟他們(指那些支持他索賠的日本友人和華僑)說，回國後，肯定有不少媒體採訪我。他們說，您就放開說吧，這次我們簽完協議了，怎麼說都沒事了。”邵老笑着說，“經過這麼多年，總算是可以說話了。”

　　出於自我保護登記假地址

　　“河北大學劉教授拉我出山的”

　　1996年6月，邵義誠居住在天津老城西門裏謝家衚衕8號。當時，他已退休，在津同製衣廠補差做業務員。河北大學劉寶辰教授與其妻王彥玲登門尋訪時，邵義誠正在上班，家中只有邵妻張世馥。

　　劉寶辰是河北大學歷史系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勞工歷史的研究。早在1989年，日本國內，一些有正義感的友人開始了對日本侵略戰爭問題的思考。在廣島的日本友人也成立了思考會，並着手調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況。1992年，他們得知劉寶辰正在研究這一問題，便將在安野的中國勞工名單寄給劉寶辰，請其協助尋找安野勞工的倖存者及其遺屬。就是在這次尋找過程中，劉寶辰結識了邵義誠。

　　尋找邵義誠的過程並不順利。當年，出於自我保護的心理，邵義誠留在日本勞工登記簿上的家庭地址爲郭家衚衕。而劉寶辰遍查天津老城，也沒有這個地址。後來，還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籍登記，才查到謝家衚衕的邵義誠。

　　“轉天，劉教授又來了，給我一個調查表，4頁半信紙寫得滿滿的，一共19個大問題，好幾十個小問題，包括被抓時的細節，一起被押往日本的一共有多少人，工房的樣子等，就連當年當勞工時大隊長、中隊工的名字都問，我知道，這是看你是不是真的勞工。你說你是勞工，就去索賠了，憑嘛啊？這就是證據。”邵義誠說。

　　自從索賠有了說法以後，不斷有人給邵老打電話，有當年的老勞工，也有他們的親屬子女。受到邵老成功的鼓舞，他們也想討個說法。

　　八次赴日花費超過16萬元

　　“都是日本友人和旅日華僑捐助的”

　　84歲高齡的邵老頭腦格外清楚，他掰着指頭講起每一次去日本的時間和經歷。

　　“第一次是1998年1月，我一個人代表五名原告去的廣島地方法院。這是我們第一次起訴。天津外國語學院的修剛院長跟我一起去的。”作別幾十年後，第一次重返日本，有什麼感受？對於這個問題，邵老說：“以前是被日本兵押着去的，這次是被人歡迎着去的，感覺能一樣嗎？不管其他人怎麼看，我感覺那些支持對日索賠的日本友人還是挺好的。”

　　“第二次是1999年8月底，去日本法院作證。”

　　“第三次是2002年4月，廣島地方法院開了十幾次庭仍然沒有結果。我們去要求法院結束審理，早日判決。”

　　“第四次是2004年7月，二審宣判。我們勝訴了。”

　　“第五次是2007年3月，案件三審開庭。我去進行口頭辯論。”

　　“第六次是2007年4月，也就是一個月後。三審宣判，我們敗訴了。”

　　“第七次是今年8月，我去參加中國死難者遺骨挖掘60週年慰靈活動。”

　　“第八次就是前幾天去參加西松建設的和解。”

　　“這些年，爲了討說法，我總共去了八趟日本，每次的花費至少2萬元人民幣。光這些費用就花了不下16萬元了。這些錢都是日本友人和旅日華僑捐助的。”說着，邵老拎出一個大旅行包，取出一沓沓嶄新或發黃的文字影印材料。其中有邵老在日本法院出庭陳述的文字稿，有向西鬆建設抗議的傳單，還有作爲聯繫人的劉寶辰寄給他的情況通報。這些情況通報詳細記載着對日索賠每一步的艱辛。

　　2004年遭遇索賠最大困難

　　“這些年裏哭過一次急過一次”

　　“這些年的維權，什麼時候是最艱難的？”記者問。

　　“2004年，我們二審勝訴了。西松建設卻要上訴。我們寫了一份請求書，求他不要上訴。回來的路上，我哭了。我們這些勞工給他做了那麼多年苦工，沒給過我們一分工錢。現在，我們來找他要工資來了。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嗎？怎麼就那麼難呢？法院都判我們贏了，承認了西松建設公司奴役我們的事實，他怎麼還上訴呢？”那一次，邵義誠感到莫名的委屈。

　　“對日索賠這件事，很多人都在做，而且每每會因爲對方的無禮而義憤填膺，您有沒有着過急？”記者再問。

　　“有，也就只有一次。”邵老說，“三審敗訴後，通過法律索賠的大門被關死了。我們只得再去和西松建設交涉。但西松建設的經理們都不出面，只派兩個保安在門口擋着不讓我們進。我當時真急了，也不知道哪來的勁，一把把兩個保安推開，衝了進去。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和他們拼了。”

　　活着的工友只剩下19個人

　　“讓他們在有生之年看到結果”

　　“這次和解成功後，有日本記者問我，勝利了，怎麼也看不見您笑呢？他問得對。我的確笑不起來。”邵老說：“我這麼大歲數，大老遠從天津趕過來，西松建設雖然在安野，離東京多近啊，他們的經理怎麼不露個面呢？光派兩個律師來，怎麼能叫有誠意呢？”

　　西松建設真誠謝罪、建紀念館。這都是16年來的最大收穫。但是“給的錢太少了。我們不滿意。”可爲什麼還要接受呢？

　　邵老這樣解釋：“對日索賠這麼多年了，現在活着的老工友只剩下19個人，接受這個和解，也是爲了給這些老兄弟們有個交代，讓他們在有生之年看到一個結果。我們的年紀已經拖不起了。”

　　正義整整晚到了16個年頭

　　“我之前已經有人在討說法了”

　　“在我之前，已經有人在做這件事了。”邵老介紹，在劉寶辰找到他之前，安野勞工的倖存者呂學文和孟昭恩，曾多次在日本友人和旅日華僑的支持下到廣島，與西松建設談判，但都無望而歸。

　　“跟西松建設的交涉是從1993年開始的，我們這些勞工對日索賠進行了16年，而劉寶辰教授找到我是1996年，我個人參與索賠到今天是13年。”邵老說。

　　因爲屢次交涉無果，1998年1月，邵義誠等5名原告代表360名勞工向西鬆建設提起訴訟。訴訟進行得特別艱難。一審敗訴一個多月後，時任廣島西松勞工聯誼會會長的呂學文氣病交加去世。那是在2003年。“本來我們定於8月14日在濟南開會，商議繼續訴訟的事。8月11日，呂學文就去世了，聽說是腦子裏的病。”歷盡滄桑，邵義誠絕口不提傷悲，“我當時想，索賠的人又少了一個，我們接着幹吧。”

　　邵義誠並不是一個情緒激烈的人。在多數情況下，他用平靜來表達憤怒，用微笑來表達友好，但他的內心異常堅定。也許正是因爲這樣的性格特質，使他能夠堅持到八旬高齡還繼續進行索賠。

　　這幾年，因爲索賠邵義誠大病兩次。“第一次是2007年1月30日，因爲要去日本參加三審開庭，我自己去辦出國手續。早晨7點從北辰區朝春裏出發，騎着自行車到公安局換證，又去訂機票，然後去國際旅遊公司辦出國手續，晚上纔到家，出了一身的大汗，那天風大。到家我就病了，腦栓塞。”那次的腦栓塞並沒有阻止邵義誠去日本出庭，他的口頭辯論非常精彩，後來被網友全文傳到網上。

　　“第二次是今年4月。我們都去青島開會，聽取和解的好消息。我突然腦出血了。幸虧搶救及時，沒有留下病根。”兩次生病，邵義誠光醫藥費就花了2萬多元。

　　之所以沒有放棄，還是因爲“捨不得”。“已經堅持這麼多年了，爲了那些故去的以及在世的老兄弟們還是堅持下去吧。這是支持我的唯一信念。”邵義誠說。記者高立紅實習生黃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