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月7日晚,廣州海珠區一輛懸掛警用牌照的轎車肇事。車上男子滿口酒氣稱,“我是黨員、公務員”,“每月有二十幾萬工資”,“賠扇鐵門有什麼難”等,引來衆人圍觀。據悉,該肇事車輛屬於海運公安系統,警方表示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決不姑息護短。(廣州日報11月9日報道)
“你是不是黨員?”
“我是黨員!”
“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
這是最近以來發生的三起引起公衆廣泛關注的事件,其中統一的特點就是,當事人都把“黨員”當做搪塞對方的擋箭牌。違法犯罪的事情發生了,在他們眼中,“黨員”就像一個暗號,說出來你就得站在我這邊。但是其中隱含着更加令人可怕的意思就是黨員和人民不同,是有特權的,出了什麼事也需要特殊對待。
回想起老一輩當年口中喊着“我是黨員”,爲新中國勇敢前進,那個時候,“我是黨員”代表着我黨和人民心連心。如今,這句話從某些黨員嘴裏說出來,味變了,已經異化成黨員就該比人民有特權,就得像官老爺一樣高高在上。這不是一句“官腔”可以概括的,而是在某些地方、某些黨員身上“官僚主義”的復活。
越來越多的雷人之語見諸報端,但這些也只不過是個例。那麼爲什麼媒體和公衆更願意關注這些個例呢?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現實生活中,人民羣衆沒有一個有效地途徑去監督這些飛揚跋扈的特權,只能藉助某個典型的個例,將事情放大,在震懾一部分人的同時,對這些個例的關注也反映出人民羣衆渴望有一種制度能制約這些特權。
不過,我們並不能過於樂觀,應該看到的是,媒體和公衆對個例的監督,並不能真正震懾揮着“黨員”大旗的特權。因爲,這些偶爾爲之的雷人之語更多地是反映出他們的潛意識,手裏有特權,言行中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特權人士的傲慢,這種潛意識背後必然有適合它存在的土壤。
回到“我是黨員”這個特定的場景下,對口出狂言的公務員無論做何種處罰,都並不是我們想要的,因爲對個人的懲處,不具備普遍意義,他所代表的一批人以及這批人的立足之地,纔是真正的毒瘤。如果還沒有打上制度這個麻醉藥的時候,我們也只能看過少數倒黴蛋被處罰後寂寞地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