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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則有關廣州市人大代表鄧成明不滿自己發言被市環保局長打斷,因而“憤然離席”的新聞,引起廣泛熱議。從新聞本身來看,其實並不是一件大事:在例行的市人大代表到政府職能部門調研、質詢的過程中,鄧代表提到廣州市的汽車尾氣問題,環保局長丁紅都可能是按捺不住,搶過了鄧代表的話頭,爲這個問題辯解。於是鄧代表火了,以離席表示抗議,雖然在其他在場人員的勸阻下,暫時沒走,但兩分鐘之後,還是因爲話不投機而離開了會場。從事件的過程當中,我們似乎嗅到了那麼一點點“賭氣”的味道。
筆者也曾當過將近兩年時間的公務員,曾經多次陪着區政府領導,參加這種調研活動,聽取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的意見。那個時候我就發現,坊間所傳說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在政府官員面前“你好我好大家好”,其實並不真實。真實的情況是:幾乎每一次這樣的調研活動,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都會給政府工作提出這樣那樣的意見和建議,雙方的交鋒有時還比較激烈,雖然各自站在不同立場,但都是出於公心。爭吵是常見的,但沒有發生過“憤然離席”的事情,誰都明白:那裏不是玩性情的地方。
我們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不同於西方國家的議員,沒有那種職業政客,可以說大部分是“業餘的”——他們有自己的職業,有企業家、有大學教授、有法律工作者,還有普通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業餘”有業餘的好處,那就是能夠直接代表普通民衆,反映民衆疾苦,從而在最大程度上表達民衆意願;“業餘”也有劣勢,就是可能不夠熟悉和適應政治的自身規律,另外也有信息不夠對稱的問題。政治畢竟是一種極爲複雜高深的學問,並不是單憑滿腔熱情和良好願望就可以辦成事的。因此,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與政府官員之間,就如何服務公衆的問題而發生質疑,甚至爭吵,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質疑—爭吵—辯解—溝通—解決的過程,反倒是極不應該、極不正常的事。
印象中這些年比較有名的“拂袖”、“離席”事件,還有作曲家譚盾和音樂製作人包小柏兩個著名的“段子”。
譚盾有一次被北京電視臺邀請去討論有關現代音樂的一些理念,有直播。中途電視臺請出了老指揮家卞祖善,卞提出了和譚相反的一些意見,認爲譚盾的音樂有“皇帝的新裝”之嫌。譚於是擺出一副“我不跟你玩了”的姿態,拂袖而去。現在看來,譚和卞都是我們所尊敬的藝術家,在藝術思想、審美觀念上有區別是十分正常的。藝術就是講究個性的,如果沒有區別反倒不正常了,而且是十分不好的徵兆。包小柏的離去,是在快女選秀的直播現場,由於這種選秀節目本身的複雜性,所以不好判斷這件事本身是否也是炒作工程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注意到,不論譚盾還是包小柏,都是藝術圈或娛樂圈裏的人,都是從事以玩個性爲基本特徵的職業,所以他們的拂袖離席,至多隻能是在藝術圈或娛樂圈裏引起議論,不會有人太拿這些事當真。
但一個人大代表就不同了,而且這位代表還是一位大學教授、法學院院長,能不能也像譚盾那樣來個“我不跟你玩了”呢?反正我上大學和讀研究生的時候,遇到的教授都是鼓勵學生隨時打斷教授的發言、站出來發表不同意見的,越是這樣,教授越高興,所以印象中教授沒有這麼大的脾氣。不過,丁紅都是個局長,不是學生,是不是就沒有了學生的“特權”呢?或者,有沒有心甘情願給人大代表當學生的願望呢?這事值得考量。
所以,我的觀點是:人大代表天然擁有向政府官員問責的權利,當然也就有與政府官員辯論到底的義務,不管怎麼說,“離席”總是不符合身份的。(韓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