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北大學生馬朝旭前往新加坡參加首屆亞洲大專辯論會，奪下“全場最佳辯手”桂冠。如今，這名少年老成、辯才超羣的“馬同學”，已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司長。新加坡《聯合早報》29日刊出對馬朝旭的專訪，回憶起當年的點滴見聞，他深有感觸地說，“有規則的辯論，是現代社會的標誌之一。”

　　1986年，馬朝旭23歲，在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攻讀碩士學位。有一天突然被學校告知，要組隊遠赴新加坡參加“亞洲大專辯論會”。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對外的大門打開時間還不長。雖說要到新加坡參加辯論會，北大師生們對於“辯論”到底是什麼全然不知，只能通過研究新加坡廣播局郵寄到北京的比賽章程、錄像帶，琢磨如何準備比賽。

　　許多30歲以上的新加坡人大概都記得當年大專辯論會的盛況，北大辯手的風采與深厚學識令人折服。殊不知原來他們事前已厲兵秣馬多時，通過準備辯論，“等於當了一次研究生。”馬朝旭說，“當時我們沒有電視，要專門到電教室看。看了錄像後，對辯論會有所瞭解，但對如何參加比賽還是完全沒有概念。於是我們就設計了一整套課程，根據預先知道的兩個辯題進行深入學習，由北大老師講課。”

　　那一年，中國與外界的發展水平差距極大，中國人均GDP才900多人民幣，國家外匯儲備才21億美元。“印象太深刻了，我們這些人都是第一次出國門，有些人還是第一次坐飛機。很快就到了新加坡。”馬朝旭說。從當時乘坐飛機的型號(波音767)，到樟宜機場接機人員的隊伍，隔天到小販中心吃海南雞飯，以及在當地一週時間所參觀遊覽的地點，住過的酒店，他都歷歷在目。

　　馬朝旭也有說不完的小故事。當年他們搭飛機來新加坡的途中，同機一名新加坡老先生聽說中國大學生到新加坡交流，特別興奮，相談甚歡。沒想到，馬朝旭他們抵達新加坡一兩天後，老先生送了一籃紅毛丹到他們下榻的酒店，讓他們第一次品嚐到紅毛丹的味道。他更清楚記得，臨走前一晚各校學生聯誼，爲祝賀北大奪冠，他們把獲得“最佳辯手”的馬朝旭連人帶西裝丟進酒店游泳池裏。

　　1980年代，不論是辯論會的主辦方或參與者，大家都沒有利益考慮，雙方誠摯交往，反而產生潤物細無聲的深遠影響。馬朝旭說：“亞洲大專辯論會完全是一個文化的交流，是兩國青年的聚會，意義遠遠超過一次辯論。再有一點我非常高興也很自豪的，就是通過這個方式，我們把辯論帶到了中國。”

　　馬朝旭回憶說，當時主辦方非常周到，臨走時在機場送給他們一盤比賽錄像。後來，“中央電視臺就找到我們。電視臺的人問：‘聽說你們去辯論，有沒有什麼資料？’我們把錄像帶給他，當天晚上就播出了。”他還清楚地記得，央視是在晚上10點半的冷門時間播出比賽實況，沒想到引起全國關注，後來重播好幾次，在中國大學裏開啓了一股辯論風氣。時至今天，中國的互聯網上還能搜到不少當年辯論會相關資料，包括每屆比賽的盤點，當年的辯詞實錄等。

　　一夜成名的馬朝旭，無意中成了辯論在中國的形象代言人。他後來到北京電視臺主持過多場辯論會，並被當年《半月談》雜誌評選爲年度十大新聞人物之一。他與隊友還出版了一本書《辯論和我們》，描述了北大辯論隊在新加坡的整個行程，又把比賽規章附在書裏。該章程成了中國大學生組織辯論的基礎，中國以後的辯論基本上都沿用這個模式進行。

　　後來，亞洲大專辯論會更名爲國際大專辯論會，並於1993年再掀高潮。一個小小的火花，可以在中國產生長久的影響，這與中國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文化需要大有關係。馬朝旭說：“有規則的辯論，是現代社會的標誌之一。那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大家還在探索，除了經濟上的探索以外，其他領域也在探索，青年人要探索，用什麼方式呢？”

　　由新加坡引介到中國的辯論，充當了大學生進行思想碰撞的形式工具。之前，大學生有演講活動，但那是自上而下的單向交流，帶有主從關係的特點。互動式、平等的，強調相互尊重、以理服人的公開討論與辯論形式在中國的展開，是受到新加坡的影響。

　　2009年2月，戴金絲邊眼鏡、身着深色西裝、藍色領帶的馬朝旭站在發佈臺上，十幾個問題一氣呵成，完成了作爲外交部發言人的首次亮相。但提及辯論經歷，已從事多年外交工作的他不願多談，只強調“發佈會不是辯論會”。直到此次接受專訪，馬朝旭才首次在媒體上公開憶述這段經歷。“20多年來，我跑了近百個國家，就是這段事記得極其清晰，大家都非常透明，樸素，真誠，進行心與心的交流。這個記憶是永遠抹不掉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