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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體曾報道,中部某高校為聘請中央某部委一位局級領導為兼職教授,在北京一家五星級酒店裡包了一個豪華大廳舉行聘請儀式,中午宴請時,光主桌飯菜就花費1萬多元。
『這不算什麼,我還看到過更離譜的。』當本報記者說到這一情況時,全國政協委員葛劍雄、邵鴻的反應如出一轍。他們兩人都有長期在高校任教的經歷。
『國家的教育經費既存在宏觀上的整體不足,個別地方也存在效率不高、奢侈浪費的問題,兩種現象並存。』不久前剛卸任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組長的田淑蘭委員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加強教育經費監管,確保經費用到教育一線,在目前尤為重要。
近年來,一直為『4%』呼吁的代表和委員們備感欣慰——雖然國家財政性教育佔GDP比例4%的目標仍沒實現,但政府對公共教育投入在逐年增加。
然而,另一個問題卻也更顯急迫:隨著高等教育經費投入越來越多,巨額資金如何得到有效監管?有分析認為,這比實現4%的目標,更為關鍵。
缺錢和亂用錢現象並存
2006年,造型龐大綿長、氣勢恢宏的聊城大學南大門的照片被貼到網絡上,引發了對『高校豪華校門事件』的追問。同時被追問的,還有南昌大學新校區大門。那是由一組長達百米的水泥柱子構築的,圍成半圓形,包著一個大廣場。
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邵鴻委員曾在南昌大學工作10餘年,曾任副校長的他,曾擔任新校區建設指揮部總指揮。
他告訴記者,現在來看,大門確實造得大了一些,但當時是想配合校園的整體規劃。
2007年,邵鴻曾在兩會期間提及南昌大學的債務問題,『負債20億元,每年利息就要1.1億元,全校收入不到3億元,每年僅夠付息,需采取用新貸款還舊貸款的辦法維持』。
新校區建設正是南昌大學債務危機的重要根源。據本報記者2006年從南昌大學新校區建設指揮部獲得的數據,『新校區佔地3600畝,校區建設一共花了12億多元』。
事實上,像南昌大學這樣,在21世紀前10年,『圈地貸款興教運動』在全國大部分高校上演過。校園全往『花園式校園』看齊,大門則追求新、奇、峻、美,這導致不少高校爆發債務危機,負面效應至今拖累著一些高校的發展。
建設熱潮還滋生了腐敗土壤。2009年10月,武漢大學發生『大地震』,該校黨委常務副書記龍小樂、常務副校長陳昭方,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額受賄被捕。主要案情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還涉及武大和兩家私企投資近10億元合辦的武大東湖分校。
近年來,僅湖北省,就有包括湖北美院原副院長李澤霖、武漢理工大學原副校長李海嬰、武漢科技大學原黨委書記吳國民和原校長劉光臨、湖北大學原副校長李金和等高校領導落馬,問題則大多出現在基建、後勤、采購、招生等方面。
更發人深思的是,在高校債務纏身、腐敗頻發的同時,高校績效卻不盡如人意。
2009年12月9日,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發布了《中國高等學校績效評價報告》。報告對教育部直屬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進行的績效評估顯示:近半數高校在2006年~2008年3年間呈現出『高投入低產出』的特點,僅有29所高校呈現出『產出大於投入』的較高效益。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周國平幾年前就曾『叩問高校經費實情』,認為『大量資金投進去,如果產出的只是大校捨、大招牌、大編制,教育質量卻降低了,從教育上看就是低效益、大浪費』。
有效監管要以去行政化為前提
有分析認為,中國學校龐大的管理層級和復雜的利益分配,使本已捉襟見肘的教育投入進一步遭到層層盤剝,大量經費被濫用錯用,甚至非法使用,真正用於辦學的少之又少。
在葛劍雄看來,高校經費運行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還存在體制上的因素,『這些年國家新增加的教育經費大多不是合理分配到基層,而是通過行政部門一級級分下去的。』
這位復旦大學圖書館的館長說,復旦大學新校區建了圖書館,桌子是大理石的,有人因此批評他建設得太奢侈浪費,他覺得很委屈,因為圖書館建設他根本做不了主,還曾跑去問副校長,結果副校長也說做不了主,因為經費不是由學校出的。
『作為館長,如果我有決定權,我用的桌子肯定是木頭的,既溫馨又舒服,酒店纔喜歡用大理石。』葛劍雄說,要改變大學經費運行中出現的問題,首先得職責明確、權責清晰。
葛劍雄又提起大學的行政化問題:『現在大學的經費條款分割,國家財政撥款只佔到了總經費的1/4左右,其餘3/4來自各個項目和學校自籌經費,而誰能掌管項目,誰就控制了資源。』
以敢於直言著稱的葛劍雄稱,這是大學裡教授擠著去當處長、院長、校長的根本原因,『有些項目到了部門,也就到了個人手裡,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能否完成不在乎』。
由於行政化原因,一些高校黨政一把手往往擁有個人決定權,在財務管理中也如此。2006年,天津大學原校長單平就因將1億元資金投入股市、造成學校至少3700多萬元損失而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並受到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調查顯示,他『把本應由集體決定的重大事項變為個人決斷』。
而國家對於教育經費監管的制度建設不完善,使得『花了就花了,亂花了也不心疼』成了常態。葛劍雄說,科研項目年底突擊發錢的現象非常普遍。據了解,一些管理措施本來就很混亂,如科研經費提成制度,使有些科研人員拿到經費馬上就把三四成資金裝進自己的口袋。
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校長伍中信委員則證實,隨著科研經費的增加,一些科研人員很容易成為『暴發戶』。『在經費使用權上,高校還是非常自由的,經費一到學校,上面就難以管住了』。
萬元一桌的飯菜,在葛劍雄看來,也源於行政化:『看這些飯是跟誰吃,很多還不都是跟行政主管部門吃的?如果不是被他們控制著審批權,有求於他們,各高校又相互攀比,誰捨得花這麼多錢去吃飯?』
必須加強監管和提高透明度
湖南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志華委員說,現在國內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一年的科研經費,都在數億以上,多的甚至幾十億,對管理水平的要求就提高了,『必須厘清人、財、物,確定權責,加強管理』。
邵鴻的建議是校務公開。2008年,他就提交提案,認為2002年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下發的《關於全面推進校務公開工作的意見》並不完善。
他認為,高校教職工最關切的學校財務和行政成本狀況,哪些應該公開、如何公開,意見中沒有提及,只說經費預決算需要公開。經費預決算有簡單和詳盡之別,報告方式也有書面和口頭之分。『有些學校在教代會上報告預決算和財政狀況就是幾個簡單的數字,甚至僅是口頭報告,連書面材料都不向代表提供,很難說明問題。即使像近年來社會和高校教職工高度關注的新校區建設巨額負債問題,又有多少相關學校向本校教職代會作過詳細報告和情況說明?』
長期致力於推動政府財政預算信息公開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蔣洪也認為,要實現對國家教育經費的監督必須信息公開,『長期以來依賴的是政府內部的監管,幾十年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一定要靠社會監督』。
葛劍雄也認為公開透明是最好的反腐手段:『像我作為圖書館館長,如果很多錢被我拿去吃喝了,我就不敢把賬目公開。敢於公開賬目,正體現經費使用的規范性,也有利於接受監督。』
他認為,必須建立有效的保障機制和問責制度,對教育撥款進行有效監管,並加大去行政化力度,改變由行政領導把持的資源配置模式,讓教授們按照學術規律調配資源,『把花錢的自主權交給學校,全權全責,只要不犯法,教育行政部門就不要乾預。』
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代表曾在外地看到一所學校新修的圖書館有4萬平方米,『需要這麼大嗎?』
他認為必須把各種經費納入預算支出,制定詳細的決算審核,『這些工作應該交給人大,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門』。
伍中信委員則建議加強學校職工代表大會對學校預算的監督,並加強學校內部審計的力度,對學校預算執行和財務開支的合理性進行監督。
田淑蘭委員介紹說,在教育部2010年年度工作要點中,提出不僅要繼續『加強教育經費使用管理』和『強化經濟責任審計』,還將研究制定設立高等教育撥款諮詢委員會方案,並將在高校積極推行總會計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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