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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9中國文化地圖》是由一系列符號性的人物、論爭、書籍和潮流建構起來的文化評論,糾集了一批著名的學院派代表、藝術家和獨立評論人,努力捍衛屬於一個時代的文化立場。
既然是總結,難免要重返文化的現場。當我們攤開《1978-2009中國文化地圖》,不難發現, 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所展現的很大程度上是對世俗的一種抗爭,一種自我追求的價值表達,海子的詩是這樣,王小波、王朔的小說是這樣,就連行為藝術和現代舞也以另一種方式顯示其騷動和存在。這是文化與現實的一次公然對抗,也是與以魯迅、胡適等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的一次決裂,他們是陳曉明筆下的『文化恐龍』,無一不具備強大的直覺、廣闊的視野、犀利的語言,無一不追求更具『穿透性力量』的精神黎明。
如果從歷史的維度上看,文化其實沒有間歇,文化人對人文哲學形而上的追思也一刻沒有停止。
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中,李澤厚當得起『學界領袖、青年導師』的稱號(徐友漁語);思想總是以一種吊詭的方式進入社會生活……這個時代需要的,不但是濃重的歷史感,而且是哲人的審慎(陳壁生語);只要文學活著,先鋒就不會消亡;只要文學還在發展,先鋒的探索就永遠不會停止(洪治綱語)……
事實上,即便到了2009年,如果放到30年的歷史長河中考量,也只是這部文化史的一次短暫回眸。這期間,中國文化始終以一種內省的方式在自我否定中發展。這種整體上的開放性,使得任何一個人都難以為它劃上一個確切的邊界。
他們盡管分屬不同領域,但天生懷有批判主義的態度,他們習慣用自己的方式嘲弄崇高,並不自覺地充當起大眾代言的角色。歷史背負的自我加壓,雖然帶有明顯的青春衝動和文化冒進,並過早地打上了先鋒的印記,但整體語境的轉換,卻是時代潮流的自然選擇。
這三十年,有激蕩、有喝彩、有疑惑,也有離場。作為一個個多面體的思想,他們的出場本身就存在著爭議,隨時作著另一群批判者的靶子。但正如編者所言,『眾生喧嘩與塵埃落定,是一個一個鮮活的記憶。』從人物、論爭、書籍和潮流入手打撈這段三十年的文化記憶,無論編者如何智性努力,但是有一點,1978-2009的中國文化,無論在氣質上,還是在表達上,都不是這些符號所能完全涵蓋的,它們充其量只能算作三十年文化發育過程中褪去的一個個漂亮的鱗片。這本書與其說在談論中國文化的三十年,毋寧是在談論我們自己的三十年,談我們生活的變遷,談我們思想的突進,談我們現實的選擇。因為,文化的根在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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