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表示，慈善捐款額達到2000億元後可望化解中國的貧富矛盾，消除仇富情結。(7月16日成都商報)

　　仇富其實是個辭不達意的命題，甚至給窮人橫加上一些不甚美好的標簽。經濟學家告誡我們說，仇富的市場經濟是危險的；社會學家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譬如『仇富者難富』。總而言之，就是你要承認差距，不要動輒心理不陽光。但實際上，仇富從來不見得就是一件壞事，人類歷史上的文明嬗變，似乎都與『仇富』沾了點邊：譬如『民主』理念，古人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於是要平等要自由；即便是西方宗教文化中，也說得相當刻薄，『貧困給人帶來美德，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遺憾的是，這些年，中國人彷佛集體性小心眼起來，弄得專家學者個個忙得一塌糊涂，忙不迭地給仇富的中國人看病。意思基本是一個：不管理由ABC還是EFG，反正仇富是不對的，得趕緊治療先。這不，王院長認為，兩千億一療程基本包治『仇富病』。王院長的設想很美好，『只要富翁起帶頭作用，平民是最大的力量，假如富翁能捐500億，甚至過千億，平民就能過兩千億』。這樣一來，慈善作為第三次分配的手段，就能最大限度彌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不公與失衡。

　　然而這樣的設想，顯然過於天真。仇富過於流行，其實並不是仇恨財富本身，而是『創富不公』、『為富不仁』使然。創富不公，是指獲得財富的手段不那麼光明，個人財富的增益與公共財富的增長不成比例，譬如倒賣地產、瘋采資源等；為富不仁，表現為富了之後喪失了對財富起碼的敬畏，甚至以財富手段創設出身份地位上的差異，制造出各色權錢俱樂部，加重著社會人格的斷裂感。『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種種詭異之『富』，使得公眾失去了公平博弈的信心，於是怨憤郁結，仇視頻生。如果從社會序列來看，仇富之所以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只能說明這個社會離橄欖型還相去甚遠，缺乏有力的中產，底層基數大，淪落感就尤為普遍、且更能一呼百應。

　　要紓解這一癥結，靠慈善式的三次分配是靠不住的。前幾日，咸陽政協疑似瓜分捐贈書法作品一事滿城風雨，更讓公眾對捐贈、捐助類行為的制度保障心有餘悸。拋開這個層面不說，『富翁帶頭、從者雲集』的場面需要兩個前提支持：一是富翁作秀得有感召力，起碼平日裡要假裝讀讀道德情操論，培養一些粉絲；二是民眾得有足夠的財力做跟風的物質保障，如果手頭本就不寬裕，千兒八百的『隨份兒』恐怕就比較不靠譜。仔細掂量一下這兩方面，難度似乎還真不小。

　　仇富是個『慢性病』，江湖郎中各有各的『大力丸』。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沒有人會覺得此病是『被生病』，更不願從觸及根本的初次分配上認真配些藥方。兩千億一療程包治『仇富病』，雖然聽起來很不錯，但財富配置不是排排坐分果果，尤其是富者沒有慈善習慣的時候，這樣的劇本，大約也只是個聊勝於無的思路罷了。作者：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