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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雷
我國政府近期推出了設計宏大的海外高端人纔發展規劃——《國家中長期人纔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服務發展、人纔優先、以用為本、創新機制、高端引領、整體開發』等口號,試圖培養和造就規模宏大、結構優化、布局合理、素質優良的人纔隊伍。
事實上,處在劇烈變化和發展過程中的中國,其實比任何時刻都需要人纔:有關國家具體制度設計,中國需要頂尖的、具有戰略眼光的人纔;對於和平崛起的中國,它需要一整套知識系統和修辭系統,也就是進行跨文明體系傳播的中介語言和知識,它需要頂尖的人纔;涉及到中國復雜的社會問題,如何處理自己的國家問題和潛在隱懮,它也需要頂尖的人纔。這基本上是一種社會、制度和國家的共識。
然而現實的中國人纔培養和任用實際上處在一組矛盾中:一方面中國已經見證了公民教育和大學教育的一段發展高峰,國內高校一大批國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院紛紛成立,中國也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為龐大的碩士和博士群體。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求賢若渴的中國幾乎給國外的學者一種超國民待遇。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在許多社會發展的制度設計和長期設計上,感覺到缺乏真正智者的聲音和獨立的創見。
所謂人纔最簡單的定義是有知識分子的懷抱,有洞見社會和開展原創研究的知識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能發人所未發的言論,公正、獨立、冷峻,為正在發展的中國提供一種智力支持。要實現人纔的中長期甚至遠期戰略,關鍵在於建立一個人盡其纔、言盡其用、相與爭鳴的人纔生態。
中國未來的人纔戰略首先需要一個跨知識體系、跨學科、跨國的聯絡體系,以讓中國的知識生產者可以有一個知識融合的機會,具體到中國的知識消費和應用部門應該打開自己的學科視野,給各種學科以發聲的機會。這裡面包括大量最具有活力的本土知識和本地知識保有者。設想一下,中國的城市化設計,首先參考的是城市植物學和城市動物學的知識,了解每個城市建築體系將帶來何種生態學的影響;它會聽取人類學家在不同文明體系下的城市發展作出的文化深描,了解設計師的每個鉛筆線條,將如何影響一個城市的文脈和未來人文形構;它也會給風水、地理先生等傳統知識保有者發聲的機會,理解每個建築構件和城市社區可能帶來的社會心理影響;它在城市設計的團隊中招募更多的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地理學家、政治學家、氣象學家、物理學家和宗教學家,最後它讓具有跨知識能力的城市設計和規劃者來實現一種知識融合,給人類創造一個家園。
頂尖人纔群,尤其是對國家具有戰略影響的高精尖人纔,好像熱帶雨林的蘭花,他們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個資金配套、建築豪華的溫室,而是一個空氣、濕度、溫度、大氣等綜合條件的生態系統,各種不同時間和空間生產的知識可以相與頡頏爭鳴。例如我們在思考中國未來的人纔戰略時,我們其實需要綜合一種融合了多種學科的整體知識,中國傳統思維裡的金木水火土都可以有新的價值,因為在當下語境它有種天生的倫理性和科學屬性:我們不能過度掘取金屬等礦物資源,對於原生的生態、『木本』環境當視之為生命;對於水資源的使用和保護應該進行徹底地知識更新,對於火這一『能量』維度,我們需要整理出一套未來中國的能量守恆法則,並貫穿到實踐過程中;而對於土,這提示我們當回到常識和根本,理解本土和鄉土,唯有此,纔能生產、欣賞、使用真正的原創學術和頂尖人纔。否則我們面臨的不僅是『一花獨放不是春』,而且是知識領域的『外來植物入侵』,不是已經有人反思經濟領域的許多『經典理論』對中國的深度禍害嗎?在這種偏狹和功利的情況下,即使愛因斯坦再世成為中國科學院院長,也無法單獨解決中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
對於很多中國的社會問題,例如跨區域調水,我們應該思考的是跨區域的城市合作路徑和長遠戰略,對於已經具有糖尿病體質的中國城市,我們應當設計科學意義上的『胰島素』,而非簡單地依靠調水、用水的泛濫型跨區域城市輸水設計。
從這個角度,相比較我們重金邀請某個國際知名大學教授作為候鳥型專家,我們更應該對一個中國普通農村的村民知道卡爾·波普爾這個名字感到驕傲。因為它標志著一種尊重知識、重視和保護人纔生態的環境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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