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業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顯示，目前北京中產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已經超過40%，約540萬人，多數中產是『房奴』、『車奴』。(7月18日《京華時報》)

　　北京中產達540萬人——不過，事實上，縱然是很多被歸結於中產行列之中的人，似乎也沒有『中產』的認同意識。在當前的社會語境下，時下所謂的『中產』，在很多時候，更像是一個介於頂尖富人和最底層窮人之間的一個社會群體的籠統稱謂。比如在某些國企，高層管理可稱為『富人』，職工可謂是『窮人』，中層管理雖然收入略高，但距『中產』還差得太遠。另外，個人收入增長滯後於消費價格的提高，讓越來越多的人產生了對未來預期的焦慮感。特別是在房產、教育、醫療等生活必需品長期居於不合理價位的反襯下，『中層』的歸屬認同感自然要走低。

　　當前畸高的房價已經成為萬夫所指。越來越多的人將連續多年上漲的高房價，視為中間階層缺乏中產歸屬感的罪魁禍首。當前，中間階層力量薄弱，無法起到社會階層流動加速器的應有作用，導致精英寡頭化和底層人固化——這是一個不爭的社會現實。然而，中層不『中產』，與高房價有必然的因果聯系嗎？

　　毫無疑問，高房價讓一部分『中產者』為之付出了更高的生活成本，甚至不排除有的人因此而『返貧』重歸『下流』。但必須認識到，中產孤單身影的背後，是更多『草根』面臨更大、更重的向上流動壓力，長期不能獲得『新鮮血液』的注入，纔是中產階層不能充當社會中堅階層的主要因素。而這，絕不是房價這種單一的社會商品價格所能造成的，高房價所引發的人居成本的提昇，充其量是阻礙社會階層互通流動的眾多因素中一個小小的『因子』。

　　在筆者看來，癥結還是在於，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社會各行業『精英』所組成的強大方隊，具有『分配制度的制定權』，出臺的收入分配方案帶有強烈的『自私性』；而大多數草根則對此缺乏話語權和監督權，無法對制度的設計者即精英階層進行有效制衡。由此，貧富差距加大，社會財富分配脫離正義軌道呈現出兩極分化式分配特征——富人與窮人的分野自然形成，中間階層不過是財富分配中一面『面子』效能的鏡子。分配不公的財富帷幕下，社會消費所產生的階層流動阻礙只是表象。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的機會不平等，財富的機會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纔是啞鈴型社會結構形成的根本。

　　高房價是一個市場問題，折射出不健康的經濟狀態。但高房價引發的『買房難』與階層『流動難』是兩碼事，不能混淆。試問：沒有高房價，又有多少人能夠『中產』？因此，中層不『中產』，社會中間階層力量薄弱、歸屬感缺失，追根溯源，其實並不是高房價惹得禍。作者：陳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