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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官民待遇懸殊的激勵機制與官本位的價值導向,把大批知識精英、專業精英、技術精英都吸納、禁錮在官僚體系之內,社會和國家就會失去變遷的源泉、創新的動力、發展的前途。
『重賞管理人纔而慢待專業人士』、從而造成『眾多資深優秀專業人纔向管理人纔的轉型』、致使一線專業人員缺乏的現象,令人懮慮。
實踐一線是思想創新、技術創新的前沿。實踐一線工作人員的思想理論水平與專業技術水平,往往決定著技術創新的速度和企業產品的質量,進而影響著宏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發達國家的經驗是,資深專家、教授的工資等於或高於一般大學校長的工資。在我國,由於工資、福利和社會地位的巨大差別,導致眾多優秀專業人纔從一線的專業技術崗位向高層領導管理崗位轉移。按照『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社會流動規律,這是無可厚非的選擇。但是,這種待遇懸殊的激勵機制和官本位的價值取向,將從基礎上削弱中國社會的創新活力,掐斷中國創新文化的源頭活水。
重賞管理人纔而慢待專業人士有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原因。早在幾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提出『學而優則仕』的觀點,奠定了中國『官本位』的基礎。雖然孟子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說法,無形中提高了士大夫(知識分子)的地位。但是,在中國古代士、農、工、商『四民』的階層劃分中,官吏是不在其中的。這就是說,它是高於所有社會階層的。正是幾千年的官本位體制造成了今天的狀況。
新中國成立之初,『官本位』受到了一定衝擊。『淘糞工人』和『國家主席』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地位平等觀念讓人感動,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各種專業人員雖然在政治地位上低,但是在工資待遇上卻是高的。『大躍進』、『十年動亂』等運動破除了政治上的等級制,也解構了專業人員比官員工資待遇高的新中國傳統。這種破壞的後果是雙重的:官員們失去了體面的政治待遇,專業人員失去了優越的經濟地位。
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專業人員進行職稱評定時期,專業人員的社會、經濟地位受到重視、日益提高,以致出現了官員也跟著評定專業技術職稱的亂象。官員被評為教授、高級經濟師、高級工程師、高級會計師的比比皆是。這種『便宜兩邊佔』的現象,至少說明當時專業人員的工資待遇比官員們的要高,要不然他們就沒有必要擠進專業人員隊伍了。
現在這種領導經理與專業人員收入懸殊的現象,是改革開放初期所批判的『體腦倒掛』現象在新形勢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同樣是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纔的表現。優秀專業人員紛紛選擇當領導經理,從根本上違反了彼德原理。彼德原理說,一個人的專業技術能力並不必然預示著他的領導管理能力,因為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能力。讓專業人纔當領導,搞管理,等於讓拿筆杆子的人拿槍杆子。在全民皆兵的戰爭年代,拿筆杆子的人拿槍杆子也未嘗不可。但是,在正常的和平年代,這種角色互換只能出現在追求不同體驗的游戲中,如果發生在實際的現實生活中,那只能說是領導用人不當了。而現在的情況是,迫於生存的種種壓力,許多專業人纔不得不轉向工資更高、待遇更好的領導管理崗位。
如果說前一種情況只是個體的錯誤,那麼後一種情況則是制度的偏頗。個體錯誤糾正起來比較容易,制度偏頗糾正起來要困難得多。官民待遇懸殊的激勵機制與官本位的價值導向,把大批知識精英、專業精英、技術精英都吸納、禁錮在官僚體系之內,這樣社會和國家就失去了變遷的源泉、創新的動力、發展的前途。當知識、專業、技術人員把當官作為一種時尚來追求,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解決這種領導經理與專業人員收入差距過大的根本出路就在於:第一,認真落實十七大制定的人纔強國發展戰略,尊重知識、尊重人纔,特別要尊重專業人纔,這種尊重首先要在工資待遇上體現出來;第二,大幅度地提高教師、專業人員、技術人員的工資水平,使其高於或等於公務員的工資水平,這樣纔能保證士、農、工、商各階層各謀其事、各安其位;第三,克服專業單位、專業社團的行政化傾向和『官本位』的管理體制,去掉其行政級別,讓專業資格、專業能力說話;第四,政府要為大學、科研機構等事業單位的『去行政化』改革保駕護航,在全社會營造尊重知識、尊重教師、尊重專業人纔的社會氛圍。這樣纔是富國強兵、官富民強、國家長治久安之道。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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