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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觸到了許多球員、經理和官員
2002年世界杯的時候,《倫敦標准晚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嚴肅地指出『針對世界杯期間球員和官員與莊家的交往,FIFA沒有規定具體的界限』。而FIFA對這篇文章做了如下回應:
FIFA排除球員和官員受賄的可能性,認為球員想要的只是在世界杯上的完美表現……FIFA聲明將會戒備森嚴,球隊球員、經理和官員都不可與外界接觸。
可能在韓日世界杯的時候確實如此,但在德國世界杯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在我到達那裡的十分鍾之內,就非常近距離地接觸到了一個球員,我甚至能看清他尷尬的時候耳朵變得通紅。
而事實上,在接下來的六天裡,我接觸到了我想要接觸的所有球員、經理和官員,因為在到達賓館的二十秒鍾之內,我就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這個酒店很貴,可我還是在二樓要了個房間——運動員、官員去餐廳時要路過這裡。這樣我就可以四處走動,和我想找的人交談。在我住在那兒的那段時間裡,我一次次地對自己說,對我這樣一個窮酸的學術研究者,怎麼可能這麼簡單就做到了。
我坐在兩位著名的球員阿貝迪·貝利和托尼·耶博阿的旁邊,觀看電視轉播的比賽。加納隊的氣氛很有活力,很正常,但我總覺得有些東西令人尷尬。
兩個年輕的球員從電梯裡走出來,他們因為參加城市廣場的歡迎會回來晚了。
『幾點了?』安東尼·巴弗嚴厲地說。上世紀90年代,他是加納隊鼎盛時期的球星之一,現在仍在為加納隊工作。
那兩個球員尷尬地笑笑。
『你們6點半就應該回來的。走吧。』
有一天早晨我見到了在切爾西俱樂部踢球的加納球星埃辛,當時他正在離我幾張桌子遠的地方吃早餐。我在電視上看過他踢球,他在比賽中像一頭咆哮的公牛。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一名十七歲以下青年隊的教練。陳曾經說過他的中間人是一個十七歲以下青年隊的教練。他們是加納代表團的兩名青年隊教練:薩姆·阿迪和塞西爾·瓊斯·阿塔誇伊菲奧。我約他們在酒店的露臺見面。在他們到達之前,我緊張得走來走去。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發現他們跟我在泰國見過的那些人都不一樣。他們年紀更大些,很有纔華。他們執教的球隊曾經贏得過一枚十七歲以下青年非洲杯、一枚U-17世青賽和一枚奧運會獎牌。我問阿迪在他漫長的足球生涯中,最令他難忘的時刻是什麼。他說:
我在加納隊最美好的時刻是在巴塞羅那的時候。那是非洲球隊首次在奧運會上獲得獎牌,而對我來說,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當我們去奧運村,看到我們的球隊的時候,我們非常高興……那是我會永遠非常非常珍惜的回憶。
在與陳交談之前,我從來沒有注意過加納足球。真是很大的疏忽。在青年足球這個領域,加納有著雄厚的實力。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加納在U-17世青賽上獲得的冠軍和亞軍的次數僅次於巴西。就在我與他們談話的那天早晨,塞爾維亞隊在世界杯上失利了,而且輸得很慘。加納隊教練就是塞爾維亞人。因此阿迪和瓊斯說他們應該把他們的簡歷傳真給塞爾維亞足協。他們兩人大笑,笑得有點苦澀。如果一個非洲籍教練向歐洲球隊遞交簡歷的話,會被當做笑話,即使他執教的球隊曾經贏得過洲際青年比賽、世青賽和奧運會的獎牌。非洲體育仍籠罩著種族主義的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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