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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從事抗戰史研究的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看來,如今擺在史學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今天開放的社會氛圍裡,修史如何能令人信服。
『現在抗戰史研究已經走出了過去和中共黨史或者中國革命史基本相同的范式,突破了單純的政治、軍事史的研究框架,展現了更多的內容。』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黨史書寫模式在變化
記者:修抗戰史,都經歷了哪些階段?
李蓉: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就已經開始『寫史』。
盛世修史。新中國成立後,一批退居二線的老紅軍、老八路紛紛在回憶錄裡提到這段歷史。改革開放以後,專業的工作機構和隊伍成立,開始系統收集抗戰史資料。軍事科學院主要從軍隊史和戰爭史角度進行研究。
改革開放前,抗日戰爭研究還是比較零星、分散的,受政治環境影響也是難免的。所以在這時期的抗日戰爭史著作中,中國的抗日戰爭往往被寫成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戰爭。對中共和敵後戰場反映比較充分,而對國民黨和正面戰場,以及其他黨派階層的抗戰,則寫得比較簡略,批評和否定的內容也寫得比較多些。
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以資政育人為宗旨的歷史研究也更強調學術研究、尊重歷史的方向。
記者:有人認為這種寫史方式是『黨派抗戰史』?
李蓉:這個表述不准確。從中共的抗戰經歷出發寫史,為現在執政提供經驗教訓和總結規律,這個出發點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中共抗戰史和中華民族抗戰史相比各有側重,中華民族抗戰史涉及的面可能要更寬泛一些。
針對這種『以點代面』的偏頗,胡繩早就提出:中華民族的抗戰史是全國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參加的抗日斗爭歷史,不僅中國共產黨主張抗日,許多愛國黨派也主張抗日,不能否定和抹殺他們的貢獻。因此,修中國抗戰史,不可能不涉及中國社會各階級、黨派、團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包括中共的友黨、友軍,他們都是抗戰的參與者。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抗戰史,研究路徑由原來比較單純的中共黨史內容擴展到全民族的抗戰史研究上來。與此同時,抗戰時期的黨史研究本身也在繼續深化。
中共史觀更開放了
記者:抗戰史研究內容上有什麼變化呢?
李蓉:中共抗戰史不完全等同於中華民族抗戰史。以前的抗戰史研究比較關注戰爭,現在卻擴展開來,既有戰爭,也有社會生活的變遷、社會心理的變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運動、全國的抗日文化運動等等。
以前史學工作者的視野和資料局限或側重在敵後根據地的建設,現在擴大到全國,除了根據地,還有淪陷區、還有國民黨區域;過去側重於共產黨自身建設、軍隊建設等方面,現在則從總結共產黨局部執政經驗的角度,也對抗戰時期的政府工作、經濟工作、社會工作等進行研究。
對於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表現和貢獻,以前因解放戰爭時期將其視作戰犯、『人民公敵』,所以對其抗戰中的消極方面揭露、批判比較多。現在也批評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反人民,但已經將國民黨的頑固派和民主派區別開來。即使是對國民黨頑固派,也是實行又團結又斗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簡單的全盤否定。
事實上,歷史發展往往呈現出復雜性、多樣性,對國民黨來說,也不是說一個『對』或『錯』就解決問題的。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有的是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場和錯誤認識所決定。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制造摩擦,這都是事實,無法回避。但他將抗戰堅持到底了,沒有投降當漢奸,那他和汪精衛就不同。此外,對國民黨區域的研究也在深化,包括經濟、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等。這些都說明,全民族抗戰的視角在不斷深化和拓展。
總之,抗戰史研究的拓展方向就是,從敵後根據地、解放區到淪陷區,到國民黨統治區,全方位地研究全國不同地區的情況;從敵後戰場到正面戰場,從前線到後方,從西南到西北,包括全國在內;從中共到其他黨派,從中國抗戰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從政治、軍事到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社會心理等方方面面。有許多內容值得去繼續深化研究。
史料缺乏始終是問題
記者:能談談臺灣對抗戰史的研究情況嗎?
李蓉:我了解的臺灣研究情況很有限,但感覺到臺灣對抗戰史的研究基本還是以國民黨為主,反映共產黨抗戰的不多。
事實上,在抗戰史的書寫問題上,大家越來越心平氣和。200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時,胡錦濤主席對抗戰初期以國民黨軍隊為主的正面戰場做出『積極抗戰』的評價,這令臺灣的國民黨人士很是感慨,極受感動。胡錦濤在講話中明確提到的8位抗戰英雄裡有一半是國民黨軍官,這說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到:無分黨派,這些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都一樣值得謳歌和緬懷。
共產黨對於歷史的重視程度也高於國民黨。2005年到臺灣訪問時發現,國民黨黨史會的工作人員一共纔3個人。當然,國民黨也曾非常重視黨的歷史。但現在有很大變化。
記者:抗戰史研究中有些怎樣的挑戰和困難?史料缺乏還是修史的大問題嗎?
李蓉:史料是修史的前提和基礎,修史離不開史料。對抗戰史的研究來說,史料的不充分、不完備始終是一個問題。主要是國民黨政府退出大陸時帶走了很多檔案,導致在改革開放前大陸的抗戰史研究史料缺乏,特別是國民黨方面的史料缺乏。改革開放後,大陸學者輾轉看到一些臺灣學者所著的國民黨抗戰的書籍,也有很多學者想辦法到臺灣搜集材料,至少作為歷史研究中的相互參照。
中國抗戰史的資料,因為在戰爭環境裡,進行及時、明確的戰爭傷亡統計或者戰報統計本身就困難,再加上日軍投降時又在日本本土和中國銷毀了大量資料,接著又是全國解放戰爭,這些因素都給抗戰史資料的保存造成困難,也給研究者帶來很大的難度。
『中流砥柱』無須質疑
記者:近年來有人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表示質疑。
李蓉:這不足為怪。其原因主要是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了解不夠,對中國抗戰的歷史了解不深。在如今這樣開放的社會氛圍裡,因為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得到比過去多的介紹和肯定,有人就對共產黨的作用表示懷疑,認識模糊,提出: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表現在哪裡?這些問題,要擺事實講道理,是可以讓人信服的。雖然『中流砥柱』只是一個形容性名詞,但確實形象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其實在1941年5月25日,毛澤東就指出: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毛澤東的這一論述,反映的是客觀歷史事實。從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提出抗戰主張,一直堅持抗戰;同時強調爭取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一場人民戰爭,團結爭取了一切抗日的力量;共產黨制定了全國抗戰路線,闡明了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還重視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和社會改造,為全國樹立了民主的榜樣。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記者:另外一些觀點是,應該打破傳統的研究和書寫模式,按照『歷史事實』來研究和書寫抗戰史?
李蓉:這個提法有片面性。傳統的研究和書寫模式,需要創新、發展,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取之處,更不能說就沒有按照歷史事實的研究和書寫抗戰史。只是時代在前進,人們的觀念在變化,研究角度和側重點也有所不同。
我們可以看到,隨著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人們思想撥亂反正,已經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抗戰史也從共產黨黨史的一部分擴展和深化到全民族的抗戰史研究,這是一個不斷豐富和完善的過程。這不等於說黨史就不再需要,更不能說原來的歷史敘述不真實。對傳統研究和書寫模式要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加以全盤否定,更不能同現在的研究完全對立。要看到,之前的研究奠定了今天的基礎,並提供了橫向比較的可能。
要允許抗戰史研究有一定的階段性。要克服歷史研究中的虛無主義,把澡盆裡的髒水倒出,並不意味著要把盆裡的孩子也一起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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