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南開中學的師生們談心

溫家寶(2011年10月25日)

同學們、老師們：

　　屈指算來,我闊別南開中學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師生,這還是第一次。我願藉此機會同大家談談心。

　　我1942年農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興埠一個書香門第。我爺爺在村子裏辦學校,曾祖父是農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農民。我們家是從什麼地方來到天津的,至今也沒有人能說清楚。據說是從山西來投奔這裏的溫氏家族的。因爲家裏窮、沒有地位,溫氏家譜始終沒有把我們家列入其中。

　　爺爺辦的鄉村小學,是衝破地主豪紳的阻力,第一個招收女生的學校。我記得,他常年爲兩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師,一件是爲學校籌款。就是這樣一所小學,很多教師都是大學畢業生,有的解放後當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開一個小藥店謀生,家裏還種着幾畝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時,我坐在板車上玉米堆裏從地裏回家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華北大掃蕩和實行“三光”政策的時期。媽媽對我講的一件事,至今記憶猶新:日本侵略者將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機關槍,用刺刀殺死無辜的平民。當時,媽媽把我緊緊摟在懷裏。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腦海裏。

　　天津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爲“堅壁清野”放火燒了宜興埠。我的家連同爺爺辦的學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藥店,全部化爲灰燼。我們家逃難到天津城裏,住在救濟院。外婆在逃難中生了病,沒過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愛我的人。孩提時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頭髮,她一點兒也不生氣。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個不眠之夜。解放軍包圍了駐紮在救濟院裏的國民黨軍隊,當晚進行了激戰,手榴彈扔進了院子裏,家裏人都害怕地躲在牀鋪下,我卻一點兒也沒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戰爭和苦難中度過的,窮困、動盪、饑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我深知,這不是我們一個家庭的苦難,也不是我出生的那個年代的苦難,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一部苦難史。我逐漸認識到一個道理:中華民族災難深重極了,唯有科學、求實、民主、奮鬥,才能拯救中國。“如將不盡,與古爲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只有推翻封建專制和官僚買辦的統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斷革新,中國才能進步。

　　在我上小學、中學期間,家境十分貧寒。父母和我們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間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裏,每月的房租相當於一袋麪粉錢,那時父親月工資最低時只有37元。我患過一次白喉,父親把僅有的一塊手錶賣掉,買藥給我打針。此後他多年沒有戴過手錶。因爲經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艱辛,我從小就富有同情心,這尤其表現爲對普通百姓特別是窮人的同情,對不公道事情的憎惡。一種樸素的平等觀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應平等相處。

　　我的中學是在南開上的。從12歲到18歲是一個人成長的關鍵時期。因此,南開六年的學習生活,對我人生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響,也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南開中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她的建立、成長和發展始終同國家的興衰和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她都爲國家輸送了大批人才,這就是南開的道路。我在這所學校裏學習,首先懂得的就是一個人必須有遠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從小就應該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和人民。我努力學習知識,堅持鍛鍊身體,刻苦自勵,從學習和生活的點點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爲一個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開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這八個字就是南開的靈魂,它提倡的是爲公、進步、創新和改革。我上中學時就願意獨立思考,渴望發現問題,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記得,那時除了學習課本知識以外,我還廣泛閱讀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書籍。南開永葆青春,這就是南開精神。在求學期間,我和同學們總是朝氣蓬勃,不怕困難,勇往直前。除了學習以外,我還喜歡參加各種課外活動。我不僅愛讀書,還是體育愛好者。南開永遠年輕,她的學生也都充滿活力。我們要堅持走南開的道路,崇尚南開的風格,發揚南開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學以後,我家裏人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爺爺在1960年因腦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進醫院的。現在他教過書的學校還留着他的檔案,裏面裝了一篇篇的“檢查”,小楷字寫得工工整整,字裏行間流露出對人民教育事業的忠誠。父親也在1960年因被審查所謂的“歷史問題”,不能教書,被送到郊外一個農場養豬,後來到圖書館工作。我考上大學向他告別就是在離城很遠的養豬場。父親告假回家幫我收拾行李。他是個老實人,一輩子勤勤懇懇。今年他過世了,可謂“生得安分,走得安詳”。儘管家裏出現這樣一些情況,我仍然追求進步。我是個善於思考的人,我總是把書本里學到的東西同現實加以比較,立志爲改造社會而獻身。

　　因爲父親喜歡自然地理,我從小就對地球科學產生了興趣。在北京地質學院,我在地質系就讀5年。大學期間,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又考取了研究生,專攻大地構造。回憶在地質學院近8年的學習和生活,我曾概括爲三句話:母校給了我地質學知識,母校給了我克服困難的勇氣,母校給了我接觸羣衆的機會。那段時期同樣是難忘的。

　　參加工作以後,我有14年時間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極其艱苦的祁連山區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區工作。這期間,我一邊工作一邊接觸基層羣衆,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穡的艱難。我來自人民,我也有苦難的童年,我同情每一個窮人,願爲他們的幸福獻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後,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用整整10年時間,深入農村、廠礦、科研院所調研。在農村,我白天坐在農民家的炕頭上了解情況,晚上開座談會。我住過鄉里、住過糧庫,經常在一個縣一呆就是一個星期。我幾乎走遍了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同科學家交朋友、談心。我認爲,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壞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羣衆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我之所以經常講窮人的經濟學、窮人的政治學和窮人的教育學,就是想讓人們懂得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窮人佔多數。一個政府、一個社會應該更多地關愛窮人,窮人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在中國,不懂得窮人,不懂得農民和城市貧困階層,也就不會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更不可能樹立窮人的教育觀。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競爭和發展的機會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於財富或其他特權的平等。一個政府如果忽視民衆和民生,就是忽視了根本。而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的頂樑柱,失去了它,社會這個大廈就會倒塌。“國之命,在人心”,說的就是人心向背決定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存亡。政府是窮人最後的希望,民衆的貧窮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這些道理真正弄懂,纔算真正理解“以人爲本”的含義。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必須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還存在幹部脫離羣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甚至以權謀私和貪污腐敗的現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羣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做好經濟發展、社會公正、民主法治和幹部廉潔這幾件大事。這都是人心所向,無論哪個方面出了問題,都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寧。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推進改革開放,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我擔任總理已近9年了。這段時期,我們國家遇到許多災害和困難。從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各種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幾乎沒有中斷過。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已持續4年之久,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人民沒有畏懼,沒有退縮,總是滿懷信心、堅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我十分清楚,實現現代化目標,任務還十分艱鉅,需要許多代人的長期艱苦奮鬥。這一歷史任務必將落在你們青年人肩上。未來是屬於青年的。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但願青年朋友們以青春之人生,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講到這裏,我又想起了南開,中國沒有南開不行,南開不與時俱進不行。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領、勇於獻身的青年,這是中國命脈之所在。張伯苓先生自創辦南開之日起,就善於借鑑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堅持自主辦學,重視教育改革和創新,提倡個性教育和多樣化教育,推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57年前,當我坐在這座禮堂裏第一次參加開學典禮的時候,楊堅白校長和楊志行校長穿着一樣的米色中山裝,並肩站在講臺上,用他們特有的氣質給大家講話,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這一幕我至今難以忘懷。南開之所以涌現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爲她有自己的靈魂。人是要有靈魂的,學校也要有靈魂。讓我們牢記“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共同努力把南開辦得更好,使“巍巍我南開精神”發揚光大,代代相傳。

　　南開培養了我,南開是我心裏的一塊聖地,我是愛南開的。過去如此,現在依舊,而且愈發強烈。南開精神像一盞明燈,始終照亮着每一個南開人前進的道路。我願同師生們一起奮鬥,做一個無愧於南開的南開人!(原載2011年10月29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