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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人對於什麼是“家庭”,什麼是“家庭幸福”,有了全新的思考與判斷。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麼,幸福的家庭有哪些相似之處?這些家庭經歷了各自迥異的生活磨礪後,怎樣殊途同歸地實現了家庭的幸福?
2012年起,北京市啓動了“百家幸福家庭”評選活動。在半年多的時間裏,北京按照“家庭和睦、身心健康、生育文明、安居樂業、樂於奉獻”的標準,共評選出100家市級幸福家庭、1000家區(縣)級幸福家庭、10000家街(鄉鎮)級幸福家庭。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對參與這次評選活動的多個典型家庭的調查採訪中發現,中國傳統婚姻家庭觀中的多個組成要素,已隨着時代的變遷而進退漂移。在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同時,中國人的家庭幸福觀念也在悄然轉變。
“門當戶對”觀念鬆動
“門當戶對”是中國傳統婚姻家庭選擇中非常根深蒂固的觀念。人們認爲,男女雙方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情況相當,婚姻纔會比較幸福和穩固。然而如今,這樣的觀念卻隨着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發生了鬆動。
北京市房山區稻田村居民劉雲蕾就是典型的例子。31歲的劉雲蕾開了一家兒童服裝店,愛人閻喜暢創辦了一家種子公司,夫妻倆事業風生水起,感情融洽,是家人和鄰居眼中令人羨慕的幸福家庭。
可就在十年前,劉雲蕾和閻喜暢戀愛初期,親戚們卻紛紛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能學你姐”。因爲劉雲蕾是北京市本地人,閻喜暢的老家卻在齊齊哈爾市農村。“找個外地的,還是農村的”,親戚們很不看好這段愛情的前途。
劉雲蕾的媽媽張培菊有不同看法。她認爲準女婿畢業於東北農業大學,本科生,與女兒同在事業單位工作,工作能力強,有事業心。老人認準了一條:“找對象關鍵看人,條件沒那麼重要。”
2004年,劉雲蕾和閻喜暢結婚時暫住孃家,一年多後夫妻倆貸款買了自己的房子。
地域差異確實帶來了生活習慣的不同。剛開始最讓劉家煩惱的是女婿的“大男子主義”,認爲家務活都應當老婆幹。回憶起那段時間,劉雲蕾笑言:“我們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鬥爭。”經過三年多磨合,閻喜暢慢慢改變了。“現在他啥活兒都幹”,張培菊對女婿很滿意。
小家庭的和睦,離不開雙方老人的開明。平常小兩口吵架,張培菊總是先批評自己閨女。2009年,劉雲蕾想把公婆接到北京生活,張培菊二話沒說借給小兩口8萬元做首付,而當時她自己還住在小平房裏。
閻喜暢也頗讓劉家感動。劉雲蕾說:“他對我父母特別尊敬。父親節母親節他都會給我父母買禮物,比我這個女兒做得還要好。”2004年小兩口結婚後,張培菊生了一場病,爲了照顧母親,劉雲蕾辭職找了個離家近的工作。爲和妻子一起照顧岳母,閻喜暢也辭掉了原單位“有編制”的工作,跳槽到一家種子公司。
一年多後,由於業績突出,閻喜暢被升爲銷售經理。去年,他又和同學創辦了自己的種子公司,第一年就實現盈利。現在,劉雲蕾和閻喜暢成了家族中的榜樣,弟弟妹妹們被重新教育:“以後就找你姐夫這樣的!”
“一家人在一起,健健康康、團團圓圓就是幸福,不要計較那麼多。”張培菊說。
“我的幸福比開奔馳寶馬的不差什麼”
房子、車子、票子,這些是不是家庭幸福的最重要條件?國內外的多項社會調查都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家住北京昌平區百善鎮泥窪村的朱美榮也不這麼想。
朱美榮的家是個重組家庭。1994年2月,她帶着12歲的兒子張建,嫁給了此前一直單身的李正良。在外人看來,36歲的李正良只是從河北省懷來縣走出來的農民工,個子不高,其貌不揚。可是,朱美榮的幸福生活卻從此開始了。
李正良對這娘倆的好,體現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有什麼好吃的,他都說,等張建回來吃吧。平常家務活兒,他都搶着幹。平常我洗個碗,他都要試試水涼不涼。他非常節儉,捨不得給自己買好衣服,抽菸也只挑最便宜的。”朱美榮說。
按照計生政策,初婚的李正良完全可以再要一個自己的孩子。可是1994年兩人結婚時,家裏經濟條件差,朱美榮怕萬一再生個兒子負擔不起,兩人就商量着沒有再要孩子。後來,夫妻倆一起努力,攢錢蓋了新房子,買了電視機、電冰箱,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了,這讓朱美榮覺得心裏踏實。
有錢的生活,朱美榮不是沒有經歷過。她和前夫從小青梅竹馬,前夫辦廠子賺到了錢,可是感情卻出軌了。朱美榮知道後,帶着兒子“淨身出戶”。當朱美榮家的小日子越過越滋潤,前夫卻患腦血栓癱瘓了,後妻棄他而去。朱美榮得知後,大度地開解兒子張建:“他是你爸爸,你得孝敬他。”
最近,張建的孩子就要誕生了,一家人滿懷希望地等待新生命的到來。朱美榮坐在自家炕頭上,燦爛的陽光灑在她的身上。她揚起笑臉說:“幸福就是知足。我覺得我的幸福比那些開奔馳寶馬的不差什麼。”
新時代裏的新“孝”道
中國古語有云:“養兒防老。”然而在跑步進入老齡社會的中國,“老”是不是一定要“兒”來養?一些家庭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從1983年起,北京勁鬆四中的退休教師宋金萍,就把小學班主任鍾炳堃接到家中養老。30年的歲月匆匆流去,如今鍾老師已滿百歲。
宋金萍一歲多時母親就去世了。1956年,宋金萍上小學六年級時,鍾炳堃成爲他的班主任。鍾老師時常給年幼的宋金萍買早餐。有一次學校組織教職工春遊,別的老師都帶自己的孩子,鍾老師就帶着宋金萍,這種溫暖的感覺一直深深地留存在宋金萍的腦海中。
小學畢業後,宋金萍和鍾老師一直沒有斷過聯繫。鍾老師一生未婚,宋金萍和妻子楊慧芳談戀愛時就曾說:“我有個老師,將來她要是沒人照顧,我得給她養老。”1983年,有了自己的房子後,宋金萍就把鍾老師接進了家。
在給老師養老的日子裏,住房一直是個難題。鍾老師入住時,宋金萍的女兒也出生了,家裏40來平方米的房子頓時擁擠起來。女兒長大後,有一段時間只好搬到陽臺上去住。夏天還好,冬天陽臺沒暖氣,放了電暖氣進去後,玻璃上的冰都化成了水,把牀褥都浸溼了。
“你從來沒有過意見嗎?”面對記者這樣的疑問,妻子楊慧芳說,自己早就把鍾老師看作“理所當然”的家庭成員。“我也是個粗線條的人,不愛計較。而且我們贍養老師,對孩子也是一種教育。”
鍾老師年輕的時候經常生病,可是現在卻百病全消。爲了讓老師身心愉快,70歲的宋金萍每天雞蛋、牛奶、蔬菜、水果、各種肉類換着花樣地爲老人變換食譜。
今年2月24日,鍾老師度過了百歲生日。宋金萍小學所在班的40多個同學中有30多個都來參加了生日聚會。鍾老師用英語洪亮地說:“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幸福就是分享、分擔,還有善待他人。”宋金萍這樣看待他的家庭幸福。10月31日,當勁鬆四中黨委書記於龍在鍾老師耳邊哼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時,她的臉上露出了微笑。於龍說:“鍾老師您身體真好!”鍾老師答道:“這不是我的功勞,都是他們倆的功勞”,聲如洪鐘、笑聲朗朗。
構建人口與家庭公共服務體系
這些幸福家庭的共性與特點,只是北京“百家幸福家庭”評選中的幾個側面,但已折射出新時代中國人對於什麼是“家庭”,什麼是“家庭幸福”有着全新的思考與判斷。與此同時,政府的相關公共政策也在轉型。
幸福的宋金萍家也有困難:宋金萍已經70歲,身體日漸衰弱,女兒在保密單位工作,不能時常陪伴左右。他們不知道還能照顧鍾老師幾年。再過些年,他們自己的養老可能還是個問題。於龍對本刊記者說,希望組織上能爲宋家的事情早作打算,如果能有個年輕人來照顧他們,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法,可到時又會涉及房子等難題。
宋家遇到的問題,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家庭的幸福和發展,需要政府扶助。而事實上,爲適應中國人口國情的變遷和國人家庭觀的轉變,國家人口計生部門的工作重點正在向着“促進家庭發展”轉變。在各地方,“創建幸福家庭”已經成爲人口計生工作的新主線。比如北京就將此列入了《十二五時期人口發展和調控規劃》,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整體推進。
爲了找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創建幸福家庭的結合點,北京市實施了從人生的起點到終點“全過程關懷”的六大工程——探索0~3歲嬰幼兒早期發展模式的“寶貝計劃”工程,開展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的青春健康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健康生育工程,加大計劃生育家庭幫扶力度的生育關懷工程,關注特殊老年人空巢家庭的“心靈家園”工程,以及建設家庭人口文化的文明倡導工程,形成了較爲完整的人口與家庭公共服務體系。
孩子是家庭的核心,特別是在計生政策實施30多年、獨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孩子更是提升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對於“失獨家庭”,如何撫慰他們的傷痛,照顧他們的生活,促進他們重獲幸福?對此,北京實行了每人每月200元的長效扶助政策,爲他們提供精神撫慰、醫學諮詢指導等服務,幫助有意願的家庭實現再生育。在經濟幫扶方面,由財政出資2160萬元,爲“失獨家庭”購買養老和醫療保險,2012年投保7746人,幫助他們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在精神幫扶方面,北京從2006年開始鼓勵大學生、部隊官兵與獨生子女死亡和傷殘家庭結爲“國策親戚”,爲他們提供精神慰藉和親情撫慰。目前,全市共有3600多位志願者與近2000戶特殊困難計生家庭親情牽手。
“社會在進步,中國人的家庭觀也在進步。希望政府職能部門能夠把握社會變遷的脈動,通過公平公正、妥帖到位、溫暖人心的公共服務,爲提升中國人的家庭幸福感作出更多努力。”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中國人口宣傳教育中心主任張漢湘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