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路軍之1、4方面軍在巴西分離後，黨中央率1、3軍團於1935年9月11日北進到達甘肅境內俄界。爲克服由於張國燾的陰謀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餓界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蔡樹藩、葉劍英、林伯渠、羅邁(李維漢)、楊尚昆、李德、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清等。會議開始，毛澤東做了《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

　　毛澤東首先報告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着重談了三個問題：

　　1.中央堅持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張國燾反對中央這個方針，主張向南在政治上是沒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1、3軍團也拉上這條絕路。由於張國燾的阻撓和破壞，使1、4方面軍不能共同北上，因此，1方面軍主力之1、3軍團應該單獨北上。

　　2.毛兒蓋會議決議是紅軍主力向黃河以東。現在由於情況變化，1、3軍團的行動方針應有所改變，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創建根據地，再向東發展。從地形、敵情、居民等各方面條件看，實現這個新方針，無疑是可能的。

　　3.我們與張國燾的鬥爭，目前還是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作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馬上就作，因爲它關係到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也關係到右路軍中1方面軍幹部的安全，我們還要盡力爭取4方面軍北上。

　　鄧發、李富春、羅邁、李德、王稼祥、彭德懷、聶榮臻、楊尚昆、林彪、博古、張聞天等，在發言中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並譴責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指出：張國燾對抗中央北上方針，是給胡宗南嚇怕了，完全喪失了建立根據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們同張國燾的分歧，不僅是戰略方針的分歧，而且是兩條路線的分歧。

　　毛澤東作會議結論時再次強調指出：我們同張國燾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分歧，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鬥爭。張國燾是發展着的軍閥主義的傾向；將來可發展到叛變革命。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

　　關於組織問題，會議決定：

　　1.將原有1、3軍團縮編爲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兼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2.成立“五人團”，作爲全軍最高領導核心，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

　　3.組成編制委員會，主任爲李德，委員爲葉劍英、鄧發、蔡樹藩、羅邁。

　　俄界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經採取的步驟及今後的戰略方針”。並着重指出：

　　一、我們與張國燾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着原則的分歧”。張國燾誇大敵人的力量，輕視自己的力量、喪失了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向川康藏邊界退卻。“目前分裂紅軍的罪惡行爲，公開違背黨中央的指令，將紅四方面軍帶到在戰略上不利於紅軍發展的川康邊境，只是張國燾同志的機會主義的最後完成。”

　　二、造成張國燾這種分裂紅軍的罪惡行爲的，“除了對於目前形勢的機會主義估計外，就是他的軍閥主義的傾向”。

　　三、張國燾“對於中央的耐心的說服、解釋、勸告與誘導，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絕，而且自己組織反黨小團體同中央進行公開的鬥爭，否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組織原則，漠視黨的一切紀律，在羣衆面前任意破壞中央的威信。”

　　《決定》最後還指出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歷史根源，申明要堅決糾正張國燾的嚴重錯誤，並號召“紅四方面軍中全體忠實於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同這種傾向做堅決的鬥爭，以鞏固黨與紅軍。”

　　爲教育並挽救張國燾本人，黨仍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並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所以，這個《決定》當時只發給黨的中央委員，沒有向全黨公佈。

　　俄界會議公開批判了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和軍閥主義傾向，改變了在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確定用游擊戰爭來打通國際聯繫，創建新根據地的戰略方針，這對於克服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與軍閥主義，保證黨中央北上方針的貫徹實施，有着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