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正確戰略方針。黎平會議後，毛澤東參與最高領導層工作。紅軍在周恩來、朱德的直接領導下，按毛澤東“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行動，揮戈西進，所向披靡，連克數城。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強烈要求儘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而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爭吵不休，並散佈“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着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他們的行爲引起部隊思想混亂。毛澤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即將進行的烏江戰役。

　　12月下旬，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2師向沅渡疾進，李雲傑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嶽兵團吳奇偉縱隊四個師、周渾元二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鬆坎駐紮。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4個師集於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巖門渡以西百餘里的十幾個渡口，以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燬民房和船隻，自以爲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爲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爲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爲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會後，紅軍遵照會議決定，把撤離蘇區以來的消極避戰變爲積極作戰，主動出擊，恢復了宣傳羣衆、組織羣衆、建立革命政權的光榮傳統。紅軍按照黎平會議決定的“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的方針，強渡烏江天險，攻佔了遵義，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